① 本人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红色经典”电影配音大赛。急求一部红色经典影视剧当素材，最好贴近大学生生活
永不消逝的电波 (1958)
剧情片
故事梗概：永不消逝的电波 (THE UNFAILING RADIO WAVE)
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共产党中央为加强上海的地下电台工作，派电台政委李侠从延安来到上海，与党员女工何兰芬假扮夫妻，开展工作。在艰苦的工作中，李何之间产生了爱情，后经领导批准结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侠不幸被日军逮捕。不久日军怀疑他是重庆国民党派员，将他释放出来。出狱后，国民党地下人员姚苇也误认如此，想拉李侠下水，为国民党工作。李侠深入虎穴，巧取敌人情报，并将敌人的谈判内幕在报上揭露出来。临近解放，敌人疯狂搜捕地下电台，李侠奉命转移。恰在此时，两个紧急的重要情报必须要发出去。李侠承担了任务。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让妻子带儿子先行转移。当他发完电报，已被敌人包围。他镇静地向延安发出了最后的告别信号。 影片是根据李白烈士的事迹编成的。主人公乐观、坚毅、有韧性、有激情，虽曾被捕，受尽酷刑，但决不屈服。李侠的形象，正是千万个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化身。编导将一个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故事，置于家庭生活的叙事框架之中，不求情节的惊险，但求平实朴素的色调；不求表面的紧张，而是追求内在的深刻，体现了一种自然、含蓄、深沉、质朴的艺术表现风格。本片1978年曾在南斯拉夫国际电影节上映出，袁霞获最佳女演员奖。
② 红色经典故事
一、刘胡兰的故事
有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痛，他趴在床上忍了一会，想硬挺过去，但又一想，明天还要出车，这样疼下去可不行，赶快爬了起来，跑到卫生连。
值班医生问了问病情，按了按肚子，给了些药片，嘱咐说：不要紧，回去用热水袋压一压肚子，好好休息休息就好了，可别再累着呀! 雷锋往回走，路过一个建筑工地，工地上那热烈的劳动场面，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
他心里赞叹着：嘿，真了不起，不久以前，这里还是一片煤渣地，现在就要盖起高楼大厦了。在这里劳动的人，个个汗流浃背，干劲十足。砌砖的和运砖的，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扩音器里响着一个尖嗓子姑娘的声音，鼓动得整个工地热气腾腾的。
他正要离开这里，忽听得那尖嗓子姑娘喊道：……砌砖的同志大显身手，以惩每小时一千二百块的速度，打破了过去的纪录，运砖的同志加油呀!
雷锋回身一看，见运砖的两人一辆小车，一个拉一个推，个个干得挺欢，还是供不上砌砖的需要。他忘了肚子痛，跑到推砖场，操起一辆小车就干起来。
他一个推一辆车，装得满满的;上坡时挺费力，几个工人赶来帮助他，有个工人问道：同志，谁叫你来的?雷锋笑着逗他说：你们叫我来的呀!我们?是呀，你们为了社会主义，干得热火朝天，就不许我来吗?
③ 红色经典人物故事
1、儿童团团长海娃
这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
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
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
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
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
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
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2、12个铜板“买”一个梨的故事
讲述了1935年4月时，中央红军进入了云南境内。那里的风景十分美丽，连绵起伏的山峦，漫山遍野的绿树······可是红军战士们却被酷热的天气折磨的苦不堪言。
战士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水，可哪里的水却是咸的！没有水解渴，战士们只好忍着干渴继续前进。战士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村庄，可那儿的村民因为听信了敌人的宣传，全都躲了起来。
战士们没办法，只好住了下来。在女战士打水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在厨房的毛草中，竟有一筐梨！要知道对于行路一天的战士们来说，梨可是最好的东西！
可是红军纪律严明：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战士们只好舔了舔嘴唇。这时，一位发着高烧的女战士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这是大家灵机一动，决定买一个梨给她。最后用12个铜板“买”了一个梨。
3、小卫生员孙大兴
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
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
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敌人遭到了歼灭性打击。
4、刘胡兰的故事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
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
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
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
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
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5、张思德吃毒草救人的故事
部队进入草地后，由于环境、气候非常恶劣，使得草地行军十分艰难。而更要命的是缺衣少食，不少红军就因此长眠在了草地上。
眼看掉队、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朱总司令令人将自己的坐骑也杀了，分给通信班、警卫班的同志做口粮，还向身边的同志发出了“尝百草”的号召。
以使大家在茫茫草地上，寻找出一些无毒、可以食用的野菜、野草，渡过饥饿的难关。然而，要尝出一种能吃的野草、野菜，是要冒中毒的危险的。
张思德在“尝百草”活动中，总是抢在他人之前。据张显扬回忆：“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野萝卜！野萝卜！’
张思德过来一瞧，果然，离水塘不远的地方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绿，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
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晕脑胀，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
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了，一时失去了知觉。
半个多小时以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
张思德就是这样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们，把牺牲的危险留给自己。很快，这件事被朱总司令知道了，他表扬了张思德。
④ 求红色经典的素材
地道战地雷战张嘎王二小海娃
⑤ 红色经典手抄报内容
红色精神是指共产党的红色精神，最早表现为一九一九年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红色精神”。如“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不怕艰难险恶”的长征精神，“改变作风、提高素质”的延安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北大荒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科学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
⑥ 红色经典小说的社会意义！！！！～急救！！！！！！！！！！！！！！！
摘的论文呵呵，要什么自己找吧
红色经典小说的接受现状及意义
04级汉语言文学 李思
红色经典小说（以下称红色经典）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文学，它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又称为革命叙事，是文学“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物。在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他称这段时期为理想主义文学时期。基本特点是现实性，能反映整个时代风貌，气势雄浑。不仅情节有趣、充满英雄传奇色彩，思想也积极乐观，并反映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以理想主义的艺术思维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全面去梳理和营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并以史诗性的庞大气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政治革命理念的价值认同。”[1]不管后代对红色经典的批判如何强烈，不管它的文学艺术性如何缺乏，它的存在对我们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整个文学史及唤起民族记忆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当下环境中的红色经典
当下环境红色经典思想教育在学校渐趋空白，学生学习革命烈士爱国精神和了解共和国成立史已经不如以前浓烈。同时社会影视改编中出现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和风气，《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等多次被搬上荧幕。但其内容却与原着出现很大差距，一般都趋向于娱乐性、低俗化，爱情取代了革命而成为中心，反响也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股改编热，一些专家学者已提出了反对意见，并给出了改编红色经典的基本原则：如尊重原着基本的主题、人物关系、故事结构；尊重原着的价值导向；创作改编从现实出发，尊重原着的时代背景。戏剧理论家郭汉城说：“现在的一些改编者把人性卑微化，认为只有七情六欲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欲，这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自毁精神长城’。”作为审美意识的某种反映，并非改编一定不行，而是得把握一个度。，红色经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它不仅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包含着一种质朴的、丰厚的道德情感。因此，每一个改编，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是一次历史意识、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验。
北京大学的李道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祝东力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忠等都认为，“红色经典”中所包含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内涵对于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重要意义。无论怎样改编，都不能把这些精神财富改没了。改编必须要尊重原着尤其是原着的精神内涵。《文艺研究》杂志社的陈剑澜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热持久不衰，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当代人的怀旧情绪。他说，作为美学范畴的怀旧是历史意识退化的产物或替代品，弥漫在“红色经典改编剧”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怀旧情绪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我们的“历史记忆的空洞化”。由于历史记忆的空洞化，在重述“红色经典”时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去演绎历史，仿佛不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逻辑的再现。这究竟是编导刻意迎合当代“大众”的口味，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历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时代的经验和逻辑离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确实十分遥远，但是在“红色经典”重述中，差异没有理由成为我们理解的障碍，相反倒应该成为艺术创造的前提和动力。简单地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历史，看似顺理成章，实际上表明了历史意识的缺失。
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把红色经典小说进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表现。但改编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持其内容的严肃性问题。虽然这个年代日趋个性化，灵动化，不固守一个或几个成规，但红色经典中那种爱国精神还是不应遗忘的。我们没有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激烈，我们仍需全民一致的爱国精神来保卫自己的热土，国家的强大才有自己个人的荣耀。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随着全球化脚步，传统逐渐消失殆尽。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该思考的问题。
二 红色经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斗争着向前发展，每个阶段都会有新的成果。20、30年代的鲁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等；30、40年代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都是名留文学史的大家。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占主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逐渐受到排挤而被边缘化。在政权的干预下，文学史由这批红色经典来填写，大部分作家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创作赞颂革命的小说。就算有些仍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的作家继续地下精英写作，可他的作品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因此，若完全否定红色经典，新时期的文学史将是一段空白。红色经典是一批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过滤和淘汰之后留下来的肯定具有价值，尽管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经典的理由。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的27年间，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经历了一个波浪的形态，处于浪峰的正是那批史诗性的红色经典小说。小说艺术地展现了农民革命的全过程，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全国上下所有人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且不论这“信仰”本身如何，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无信仰将会有质的区别。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信仰的巨大力量，没有信仰的民族决不是个强大的民族。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虽然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语言与思想过分崇高化，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源头是对革命胜利后中国如何走上革命康庄大道的历史复述或追忆，这些小说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整个历史发展纵深看，缺失这阶段的文学，中国文学史便出现断裂现象。这时期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其价值所在，而艺术性次之。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提到“从我们文学工作上说或从人民文艺生活上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2]丹纳《艺术哲学》也说种族、环境、时代是文学发生的动因，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社会现象。他还提出了判定艺术价值的标准。即，艺术作品再现种族、环境和时代特征的程度及效果。农民革命军的胜利必然决定文学得歌颂农民。建国后，农民英雄形象及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传奇故事，随着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革命政权的确立，被人为地加以神化：农民出身地革命英雄被作家赋予思想的绝对先进性（《暴风骤雨》、《保卫延安》、《红旗谱》），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被描绘成绝对主力军（《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描写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彻底；党员英明果断。都是反映当时现实并拔高农民形象，为当时意识形态服务；冯德英《苦菜花》表现共产党怎样领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贫民姜永泉在党的指挥下完成了对日本人的反扫荡；《山乡巨变》讲述的是清溪乡建立初级社和发展高级社的故事。文本中无私的党团员形象便是这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赵树理《三里湾》描写农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以邻里间人事纠葛为主要内容来表现农村社会变迁中农民的命运和思想变化过程。作者自己就希望他的小说“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除了这些写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小说外，很大一部分的红色经典是革命战争小说。《红日》讲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莱芜和孟良崮两场战役，打败了国民党的王牌军七十四师的故事。《保卫延安》则更直白地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如周大勇明确地说“我军能打胜仗，那是因为凭借着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们群众”。那个时代的爱国精神及那种集体主义思想全由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和动作、神态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作品都在政治意识形态下进行，充当着国家的喉舌，宣传党的宗旨。所取题材注重革命的历程性，“这种现象在过去时代或在其他国家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所以是中国当代小说的特性之一。”〔3〕红色经典的作者们大部分放弃城市生活，扎根农村，全身心融入其中，对农村有了真实的感官体验，所写的东西也就不会出现逻辑错误。艺术真实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虽然有过分拔高共产党和农民形象，体现了人性完美的理想化追求，但人物还是有个生活原型的，而非作者凭空捏造。比如《夜之交流》就是作者梁斌根据1932年家乡发生的高蠡暴动改编而成，其中牺牲的小马同志就是主人公原型。梁斌说《红旗谱》“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是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只是没有我书中所写的那样强烈和完整。”[4]当下去看《青春之歌》的内容与思想会让人觉得升华得过分伟大和崇高，但作者杨沫在后记中这样说“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来渴望有机会能够表现他们。所以这书中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5]因此无论怎么说，这批作品都真实记录了中国成立的艰辛与不易，成为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的精神支柱。可以说生活在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辛，但在精神上是充实的，从某些角度说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正趋荒芜，较之后退了。其次将按段历史以文本形式记录下来也是对那些革命者的一种精神奖励和鼓舞，有利于振奋士气；同时流传后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最主要的是这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为中国文学史的完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文学史强调的就是它的连续性，而不是单以作品的文学艺术特性为唯一标准。当一部作品被拉入“史”的范畴来讨论时，就必须联系时间上（历史发展延续性）、空间上（各类文学样式共时性存在）的因素来考查、定性。
三 红色经典对于唤起记忆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领导权还不稳定，仍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意识形态，增强凝聚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文艺运动，如整风运动、“反右”、以及后来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所谓的文艺运动都是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是为统一思想、巩固政权而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可以概括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特点。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是毛泽东的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学的存在，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和互相对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样，从40年代的延安文学开始，文学写作、文学运动，不仅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政治任务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具体工作的步调上，也要与政治完全结合。红色经典就是产物之一。
所谓“红色”，在我们中国就指共产党的范畴。红色经典大多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运用宏大叙事展示现实，缅怀革命战士，具有现代民族史诗的品格。“广而言之，从清末民初的民主与帝制之争(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大革命时代的风起云涌(欧阳山((三家巷)、《苦斗》)，红军时代的艰苦卓绝(梁斌《红旗谱》、王愿坚《党费》和《七根火柴》)，抗战八年的血肉长城(冯德英《苦菜花》、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杜鹏程《保卫延安》、昊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现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方面，在文学范式的创建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6]红色经典里的积极乐观，理想主义，在现在看来是很不切实际，甚至有些浮夸，可那是时代使然。在那种艰难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为了自己的“信仰”，热情高涨，生命都可以抛弃，缺少理性的思考是必然。在付出血汗努力后终于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共产党的威信逐渐提高。在新中国成立出气出现这大量的红色经典小说，用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革命颂歌，讴歌了人民解放军英勇机智、勇于献身的精神和革命胜利后的全民狂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刘再复《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当然除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外，用文字记住革命传统和历史、让后代铭记他们开国建业的丰功伟绩也是统治者的意图之一。
我们新时代的几代人，没有经历过革命，若没有这些红色经典系列，我们对祖国的历史将了解地更少，甚至断裂。我们都知道“前车之鉴”这个词，历史的苦难只有在它被记忆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思想资源，为现在的事业所用。可对于战争，人们向来喜欢选择遗忘，忘记历史、忘记疼痛，自动回避让我们痛苦与尴尬的阶段。鲁迅一直深恶痛绝的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7] 社会进程的高速商业化，使我们新一代轻易地推开了一切的历史重负，转而寻求心灵新的满足方式，陷于物质和欲望的旋涡不能自拔。在这种精神家园逐渐被欲望腐蚀的关键时刻应该以这批红色经典来鼓舞一下斗志。西方有位哲人雅克•德里达曾说“唤起记忆就是唤起责任。”无论红色经典是文本形式还是被改编成电影电视，都广为农民所喜闻乐道。《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农民抗日的片子，不仅上一代中国人喜欢，我们这80一代及90一代都对其有很大兴趣。它在一种拔高中国人、贬低日本人的氛围下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无形中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忱。这比一味地用语言宣传要好的多。那个年代对于爱国、爱党都非常热情直白，是整体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然而如何，个性张扬，没有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的话题已被边缘化，处于被嘲讽的状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民族没有信仰，若再没有相对统一的国家意识来增强凝聚力，中国强大的出路在哪？时下漠视红色经典不说，甚至胡乱改编，完全违背原义，将之低俗化。这都是急功近利的商业心态的产物。我们需要重新拿起经典来沉静我们的心灵，唤起我们的责任意识，但不是用如此嘲讽和庸俗的方式，而需要一种颗严肃庄重的责任心。
四 结语
红色经典小说是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有着许多可以学习的精神和处事作风，譬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等。虽然作品被政治意识形态占据大部分空间，出现艺术的缺席和人性的缺席，但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其潜在价值和对保证文学史、革命史的完整性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也维护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⑦ 红色经典故事1000字
1、《少年游击队》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
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
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
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2、《狼牙山五壮士》
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的狼牙山区大举进犯。当时，七连奉命在狼牙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经过一个多月英勇奋战，七连决定向龙王庙一带转移，把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的任务交给了六班。
为了拖住敌人，七连六班的五个战士一边痛击追上来的敌人，一边有计划地把大批敌人引上了狼牙山。他们利用险要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
班长马宝玉沉着地指挥战斗，让敌人走近了，才命令狠狠地打。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好像那个细小的枪口喷不完他的满腔怒火。
战士宋学义扔手榴弹总要把胳膊抡个一圈，好使出浑身的力气。胡德林和胡福才这两个小战士把脸绷得紧紧的，全神贯注地瞄准敌人射击。
战斗进行了很久，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在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人的尸体。
五位壮士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准备转移。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跟在身后；
另一条通向狼牙山的顶峰的棋盘陀，那里三面都是悬崖。走哪条路呢？为了不让敌人发现人民群众和连队主力，班长马宝玉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声：“走！”
带头向棋盘陀走去。战士们热血沸腾，紧跟在班长后面。他们知道班长要把敌人引上绝路。
五位壮士一面向顶峰攀登，一面依托大树和岩石向敌人射击。山路上又留下了许多具敌人的尸体。到了狼牙山峰顶五位壮士居高临下，继续向紧跟在身后的敌人射击。
不少敌人坠落山涧，粉身碎骨。班长马宝玉负伤了，子弹都打完了，只有胡福才手里还剩下一颗手榴弹。他刚要拧开盖子，马宝玉抢前一步，夺过手榴弹插在腰间，猛地举起一块大石头，大声喊道：“同志们！用石头砸！”
顿时，石头像雹子一样，带着五位壮士的决心，带着中国人民的仇恨，向敌人头上砸去。山坡上传来一阵叽里呱啦的叫声，敌人纷纷滚落深谷。
又一群敌人扑上来了。马宝玉嗖的一声拔出手榴弹，拧开盖子，用尽全身气力扔向敌人。随着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
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的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说罢，他把那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声音！这声音惊天动地，气壮山河！
5、《草原英雄小姐妹》
蒙族少女龙梅与玉荣是一对小姐妹。一天，她们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风雪。羊群经不住暴风雪的袭击，顺着风势越走越远。
姐妹俩冒着刺骨的风雪，一路保护着受惊的羊群。龙梅为救一只埋进雪里的羊和玉荣、羊群失散了。待她找到玉荣时，发现妹妹光着一只脚在走路，那只光脚已冻成了坨子了。
龙梅急忙脱下自己的靴子给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冻僵的脚，背着她艰难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终于倒了下去。
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龙梅和玉荣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扬。
⑧ 红色经典江姐粤剧有几场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小说《红岩》中有关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这就是歌剧《江姐》；此剧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
全剧以四川民歌的音乐为主要素材，广泛吸取川剧、婺剧、越剧、杭滩、洋琴、四川清音、京剧等音乐与会和手法进行创作，既有强烈的戏剧性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优美流畅的歌唱性段落，深刻刻画了英雄人物形象。
⑨ 红色经典作品朗诵的内容简介
《红色经典作品朗诵》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别录制的最新朗诵作品专辑，由中央台着名播音员、主持人朗诵示范、红色经典作品原文、演出配乐素材三大部分组成。
《红色经典作品朗诵》专辑共六章，分别选录不同时期歌颂党、歌颂祖国、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抒发中国人民继往开来、走进新时代豪迈情怀的经典朗诵作品八十一首。其中《我的歌献给辉煌的七月》、《军礼》、《七月的太阳》、《有一首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国世纪》、《周总理，你在哪里？》、《雷锋之歌》、《太阳吟》、《白杨礼赞》、《松树的风格》、《我为少男少女歌唱》、《光的赞歌》、《我是青年》、《黄河》等都是近期各种演出、比赛选用最多的优秀篇目，是我们这个时代永远高唱的主旋律。
《红色经典作品朗诵》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主持指导委员会隆重推荐，是广大朗诵爱好者学习的最佳范本和使用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