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说出中国从唐代至清代有哪些着名画派,其代表人物是谁有什么代表作
中国画派有黄派、徐派、南北宗、北方山水画派、南方山水画派、湖州竹派、常州画派、米派、松江派等。
黄派
又称“黄筌画派”、“黄家富贵”。在中国花鸟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五代花鸟画两大流派之一，成熟于五代西蜀的黄筌，光大于宋初的黄居寀。黄筌才高技巧，善于取熔前人轻勾浓色的技法，独标高格，是深得统治阶层喜爱的御用画家。其子居寀、居宝承其家风，成为两宋时占统治地位的花鸟派别。黄筌为宫廷画家，多写宫苑中的奇花怪石、珍禽瑞鸟，勾勒精细，设色浓丽，不露墨痕，所谓“诸黄画花，妙在赋色”（沈括），画成逼肖其生，故有“黄家富贵”之称。黄派代表了晚唐、五代、宋初时西蜀和中原的画风，成为院体花鸟画的典型风格。入宋后，当时凡画花鸟无不以“黄家体制为准。”
徐派
又称“徐家野逸”，简称“徐派”。中国着名的画派之一，也是五代花鸟画两大流派之一。代表画家为南唐的徐熙。徐氏为金陵（今江苏南京）人，虽江南一布衣，但志节高尚，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绘的汀花野竹、小鸟渊鱼、草木虫兽，皆妙入造化。所作花木禽鸟，形骨轻秀，朴素自然，清新淡雅，独创“落墨法”。他的作品注重墨骨勾勒，淡施色彩，流露潇洒的风格，故后人以“徐熙野逸”称之。徐氏的笔墨技巧，对于后世影响很大，至徐熙之孙徐崇嗣出，徐熙画派名声渐振。后经张仲、王若水，到明代沈周、陈道复、文征明、徐渭等人加以发展，成定型的水墨写意花鸟画，从而与黄筌的花鸟画派，两者互相竞争，影响了宋、元、明、清千余年的花鸟画坛。
南北宗
《容台别集·画旨》道：“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芾、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亦如六祖（即惠能）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神秀为代表）微矣。”又云：“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维）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此为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把从唐至元的着名山水画家分为南北两个派系之说的论述，与山水画家师承演变的史实不尽符合，且有崇“南”贬“北”之意。明陈继儒所说尤为明显：“李派板细，乏士气；王派虚和萧散。”当时陈继儒与董其昌并称为“董陈”，在画坛很有声誉，因此明末清初画坛群起附和，影响甚大，形成了以“南宗”为“正统”之见。
北方山水画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至宋初始分为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北方山水画派产生于五代北宋间，宗师为关仝、李成、范宽。
关仝（生卒不祥）是五代后梁画家，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师荆浩，晚年有出蓝之誉。擅写关河之势。笔简气壮，景少意长。善写秋山寒林、林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等景，时称“关家山水”。
李成（约919～967），五代宋初画家，营丘（令山东临淄，一说昌乐）人，初师荆浩、关仝，后隐居山林，师法自然，常画雪景寒林，多为北方景色，勾勒不多，皴擦甚少，惜墨如金，骨干自坚，画山水挺拔坚实，给人气象萧疏、烟林清旷之感。
范宽（？～1026），北宋画家，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初学李成，继法荆浩，后感“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终于“自立家法”。下笔雄强老硬，“皆写秦陇峻拔之势，大图阔幅山势逼人。”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曰：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畤百代标程。”又说“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伏雄强，抢笔俱均，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说明李、关、范之画风之盛，风靡齐、鲁，影响关、陕地区，实为北方山水画派之宗师。
南方山水画派
亦称“江南山水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至宋初始分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南方山水画派产生于五代北宋间。宗师为董源、巨然。
董源（？～926）为五代南唐画家，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中主李璟朝时任后苑（即北苑）副使，故称：董北苑。善画人物、牛、虎、龙，尤工山水，写江南风景，画面不见高山叠嶂，陵峭怪石，而是峰峦晦明，林靡烟云，洲渚掩映一类的山光水色，表现了平淡天真的情趣。构图方法，笔墨技法为塑造江南景色也均有创新。与北方的山水画迥不相同。
巨然（生卒不祥）为五代宋初画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南唐亡，至开封为开元寺僧。山水画师承董源，也擅画烟岚气象和山川高旷的江南景色。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说：“董源，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气；建业僧巨然祖述董法，皆臻妙理。”米芾《画史》也说：“董源平淡天真，唐无此品。”此派以董源和巨然为一代宗师，世称“董巨”。
米芾父子“米派云山”，画京口一带景色，显出此派新貌。南宋末法常（牧溪）和若芬（玉涧）等，皆属南画体系，至元代而大盛。
湖州竹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此派以竹为表现对象，以宋文同、苏轼为代表，尤以文同画竹最着称。明莲儒曾作《湖州竹派》，述自北宋至明代画家共有25人之多。因文同曾于湖州（今浙江吴兴）任太守，故称。
元代张退之认为墨竹始于唐玄宗李隆基，吴道子、王维、李昂、萧悦等也善画竹。白居易曾作《画竹歇》赞萧。而至文同竹艺大进，文氏毕生画竹。《图画见闻志》称：“善画墨竹，富潇洒之姿。”苏轼称其画竹“得成竹于胸中”，身以竹化，以竹出自我之磊磊风神。苏轼也好为竹，自称“派出湖州”。但又说“竹石风流各一时，有自己的老劲雄放的风格，被画史称为湖州竹派的始祖。
元代画竹成风。元以后，李衍、吴镇、柯九思等复承其绪。元人吴镇搜集学文同画竹技法的宋元画家小传，编成《文湖州竹派》一书，凡二十五人。
常州画派
亦称“毗陵画派”、“武进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常州（今属江苏）古名毗陵、武进，故又称“毗陵画派”、“武进画派”。此派以花卉、草虫写生为胜。所绘花卉，不用墨线勾勒，直接用彩色描绘。祖述于北宋初年徐崇嗣、赵昌的没骨法。常州画派自宋以来画家云集。始于北宋毗陵僧人居宁，居宁草虫似属禅林墨戏一路。南宋元初于青言、于务道祖孙以画荷着称。明代孙龙擅画泼彩写意花鸟。清代唐于光以“唐荷花”和恽寿平的“恽牡丹”为着名。到了清初常州花卉已达高峰。恽、唐实源出于氏。恽寿平尝言“余与唐匹士（于光之号）研思写生，每论黄筌过于工丽，赵昌未脱刻画，徐熙无径辙可得，殆难取则”，恽、唐花卉写生，多空灵之感，是徐崇嗣没骨法的继承者。以上画者均为毗陵人，皆属此派。
米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指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所绘之画。画史上称“大米、“小米”，或名“二米”。米芾画山水从董源变来，突破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多用水墨点染，不求工细，自谓“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其子米友仁（1074～1153），字符晖，晚年号懒拙老人，画院学士，山水画发展了米芾技法，“略变其尊人所为，成一家法”，用水墨横点写烟峦云树，崇尚平淡天真，运笔了草，自称“墨戏。“二米”均居襄阳和镇江，对萧、湘二水及金、焦二山自然景色特别陶醉。故‘二米’山水画多以云山、雨霁、烟雾为题材，纯以水墨烘托，用卧笔横点成块面的“落茄法”表现烟雨云雾、迷茫奇幻的妙趣，世称“米点山水”、“米氏云山”，属水墨大写意。南宋牧溪、元代高克恭、方从义等皆师之，对后世影响甚大。又说为此派米芾所创，由他的儿子米友仁继承发展。
松江派
亦称“松江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晚明松江府治（今属上海市）下三个山水画派的总称。一是以赵左为首的，称“苏松画派”；二是以沈士充为首的，称“云间画派”；三是顾正谊及其子侄辈代表，称“华亭画派”。其中“苏松派”和“云间派”都导源于宋旭，赵左和宋懋晋同师宋旭，沈士充师宋懋晋，兼师赵左。这些画家除宋旭外，都是松江府人。风格互相影响，故称“松江派”。此派虽活动地区都在松江，但实际上是吴派的延续，将文人画的创作推向高峰。其实际首领为董其昌。由于受到山水画分宗说的影响，此派极为突现其南宋风貌，以温润、娴雅、含蓄、重视笔墨情趣享誉画坛。明唐志契云：“苏州画论理、松江画论笔。”（《绘事微言》）松江派发展高峰之际取代了吴门派，在明末清初的画坛被视为正宗。
浙派
亦称“浙江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前期主要画家戴进开创。戴进（1388～1462），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画受李唐、马远影响很大，取法南宋画院体格。擅山水、人物、花果、翎毛，画艺很高，风行一时，从学者甚多，逐渐形成“浙派”。后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吴伟（1459～1508），学戴进而更为豪放，也有不少人追踪他的画风，又形成浙江派的支流——“江夏派”。浙派、江夏派的着名画家有张路、蒋三松、谢树臣、蓝瑛等。明代中叶后，吴派兴起，主宰画坛。至明末“浙派”不再出现于画坛。
黄山派
亦称“黄山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宣城（今属安徽）梅氏一家为嫡系。他们是梅清、梅羽中、梅庚、梅府等，及流寓宣城的石涛。石涛法名原济，早年喜山水，屡登庐山、黄山诸名胜，在宣城十载，与梅氏、戴本孝等交往。这些既师造化又师古人的画家，相互影响，以画黄山而着名，故称作“黄山派”。新安画派主要亦师黄山，故有人主张归入黄山画派，但风格与“黄山派”不同，正如浙江与程邃各有特色，故有人将其归入“黄山画派”，实误。由于梅清和石涛的介入，新安画派突破了地域的局限，从而形成了人们所说的“黄山画派 ”。石涛、梅清、渐江被称为“黄山画派”三巨子。近代画家中以黄宾虹为“新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
虞山派
亦称“虞山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清代山水画家王翚，先后师王鉴、王时敏，悉心临摹历代名作，并取法宋元诸名家，平素与知友恽寿平切磋画艺。圣祖玄烨（康熙皇帝）曾命他主持绘制《南巡图》巨构，并赐书《山水清晖）四字，声誉益着，故画名盛于康熙间。他的主要学生有杨晋、顾昉、金学坚等。王翚为江苏常熟人，常熟有虞山，因有“虞山画派”之称。其崇古风尚，对清代山水画影响颇大。
吴门派
亦称“吴门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沈周与其学生文征明，画山水崇尚北宋和元代，与取法南宋的“浙派”风格不同。它盛行于明代中期，从学者甚众。着名的有文伯仁、文嘉、陈道复、陆治、钱毅等。他们都是苏州府人，苏州别名“吴门”，故称。吴门派在当时画坛占有重要位置。
六朝四家
三国东吴曹不兴、东晋顾恺之、南朝宋陆探微、南朝梁张僧繇四位的合称。曹不兴擅画虎、马、龙、佛教人物，作巨幅画像，心敏手运，须臾即成。摹写佛像有“佛画之祖”之誉。他恺之精妙于绘画、肖像、禽兽，山水无所不工。其画笔法细密精致，雄劲连续，如春蚕吐丝，富有韵律感。陆探微擅画肖像，亦能山水草木，人物造型“秀骨清象”、“令人懔懔若对神明”，笔势连绵不断，更为挺拔刚劲，号为“密体”，张僧繇极善画龙，民间有“画龙不点晴，点则飞去”的传说。创造了比较丰腴的典型，画“夭女宫女，面短而艳”。唐代张怀瓘评六朝画谓：“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六朝画罕见，尤以曹不兴之迹无存。六朝之画开隋唐画风，对闫立本、吴道子影响较大。
南宋四家
南宋院体山水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人的合称，亦有“李刘马夏”之称。四家画属豪纵简略一路画风。初无此称。元代汤垕谓：“南宋画院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马远、夏圭、李迪、李安忠、楼观、梁楷之徒，仆于李唐差加赏识，其余亦不能尽别也。”倡此说者为明代唐寅题刘松年《春山仙隐图》，有所谓“李刘马夏”之称。其后屠隆说：“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此南渡四大家也。”张丑认为：“南宋刘松年为冠、李唐、马远、夏圭次之。”张泰阶则曰：“刘、李、马、夏俱负重名，而李、马为最。”总之南宋四家画派统治南宋山水画坛百余年。他们为画史、画风增添光彩，名流千古。如李唐晚年创“大斧劈皴”法，代表作有《万壑松风图》等。刘松年人称“刘清波”、“暗门刘”，代表作有《四景山水》等。马远画史称他为：“马一角”。代表作有《踏歌图》、《水图》等。夏圭，他画风与马远近似，并称“马、夏”，画史称他为“夏半边”，代表作有《溪山清远图》等。他们还影响明代浙派山水画，甚至远及东洋，为日本画坛所推重。
元四家
元代山水画的四位代表画家的合称。明代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中，指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四人。清代王原祁评黄公望的画风：“以平淡天真为主，有时傅彩灿烂，高华流丽，俨如松雪，所以达浑厚之意、华滋之气。段落高逸，模写潇洒，自有一种天机活泼隐现出没于其间。”元四家，以黄公望为冠。他们的代表作为：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吴镇的《渔父图》，倪瓒行瓒的《江岸望山图》。元四家虽然各具特色，但主要都在五代董源、北宋巨然的基础上发展变化，重笔墨，尚意趣，并结合书法诗文，是元代山水画的主流，对明清两代影响很大。另外也有人将赵孟俯、高克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合称为“元六家”。
明四家
明代中叶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四人的合称。沈周作画取法于董源、巨然，气势雄健，沉着浑厚。文征明学画于沈周，又自成风格。而沈、文两位又为“吴门派”宗师。唐寅与文征明同学于沈周之画法，曾自刻“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自诩。善书法，能诗文，绘画成就最高，人物、花鸟、工笔、写笔俱佳，尤以仕女画着名。仇英青绿山水画以繁富、典雅着称。亦擅画人物，笔力刚健，造型准确，对人物精神刻划自然。画为文征明所赏识而知名于世。四人中沈周与文征明为文人画，唐寅与仇英为近院体画。四人又有师友关系，画艺各有特点，对后世影响颇大。
南北宗
明代董其昌关于划分山水画家为南北两个派系之说。《容台别集·画旨》：“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斡、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了（芾、友仁），”此说与山水画家师承演变的史实不尽符合，且有崇“南”贬“北”之意。明代陈继儒（当时与董其昌并称“董陈”）所说尤为明显：“李派板细，乏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明末清初画坛群起附和，形成以“ 南宗”为“正统”之见。
清初四高僧
即弘仁（江韬）、髡残（刘介丘）、八大山人（朱耷）、石涛（朱若极）。皆明末遗民，八大山人和石涛，系明宗室，后出家为僧。均深通禅学，寄情书画，各有独特造诣。髡残号石溪，与石涛并称“二石”。
清六家
清初山水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六人的合称。亦称“四王、吴、恽”。四王之间有着师友和亲属关系，都受明末画家董其昌影响，画学宋元，法本黄公望，重临摹，仿古画，轻写生和创造。
“四王”山水受到官方的推崇，被尊为“正宗”，从学者甚多，对清代三百年画坛影响至深。吴历出于王时敏之门，曾随传教士去澳门，略带西洋技法，又是王翚的同乡。
金陵八家
明末清初在南京的八位画家龚贤、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八人的合称。（见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他们八人的绘画题材和风格不尽相同，因聚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皆有一定时誉（以龚贤最着），故称。另有干隆间《上元县志》载：陈卓、吴宏、樊圻、邹喆、蔡霖论、李又李、武丹、高岑为“金陵八家”之说。但多以前者为准。
海上画派
“海上画派”，简称“海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形成于近代，即清末上海辟为商端口以后，一些文人墨客从各地流寓于上海，以交流切磋，日久，遂成绘画活动中心。如今第一代和第二代海派画家大多已经去世，甚至有评论认为这标志着海上画派的真正谢幕。画坛公认的“清末海派四杰”：吴昌硕、任伯年、蒲华和虚谷。
扬州八怪
清代干隆年间活跃在江苏扬州画坛的革新派画家总称，即“杨州画派”。其人数和姓名说法不一。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目过考》中，指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膺、罗聘等8人。
这一画派的共同特点，是不少人一生不得志、不当官，有的做过几年小官又弃官专门绘画为主。他们愤世嫉俗，不向权贵献媚，了解民间疾苦。重视思想、人品、学问、才情对绘画创作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及书法修养都很高。画题以花卉为主，也画山水、人物，继承了徐渭、朱耷、石涛的创新精神，主张自立门户，抒发真情实感，反对当时崇尚摹拟、泥古作风，被时人目为“偏师”“怪物”，遂有“八怪”之称。
龙城画派
清初，在“扬州八怪”崛起的乾嘉年间，萧县涌现出一批“重传统、重笔墨、重生活”的水墨写意新人，他们频频相聚于龙城(萧县县城的古称)，挥洒于室，活跃于世，整个龙城书画活动沸沸扬扬。他们既继承了祖辈的传统技法，又冲破传统的束缚，效法“扬州八怪”，追逐时代新潮，以强烈的个性阔笔写意，以泼辣豪放的笔墨写实，技艺日高一日，一时人才济济、高手林立，出现了吴作梓、刘云巢、张太平、王维翰、吴凤昭、吴凤祥(柳庵)、张昌、袁汝霖等有影响的书画家数十人。他们艺术思想趋于一致，技法意境趋于相同，融合南疆北国，形成了新的画风流派，影响较大，活动中心在县治龙城，被称为“龙城画派”。 “龙城画派”壮大于清末民初，在徐淮地区享有盛名。他们筑坛立说，大写意风日盛，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艺术流派。
画中十哲
指清代娄东画派的10位画家。即董邦达、高翔、高凤翰、李世倬、张鹏翀、李师中、王延格、陈嘉乐、张士英、柴慎等10位。十哲为娄东派，他们崇古保守的画风，与“虞山画派”相依托，即这10位娄东派的画家，亦兼写虞山画派，如李世倬。他们又受“四王”的影响甚大，其主要以临摹复古为主，但其中也有自出机杼、别故致新的画家，如高凤翰、高翔等。
画中九友
清初吴伟业所作《画中九友歌》中，赞明末清初董其昌、杨文聪、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王时敏、王鉴等9位画家为：“画中九友”。董其昌为山水画的南北宗派论，崇南抑北，以南宗清幽淡远之风为画家正脉，其时的画家李流放、程嘉遂、杨文骢等受其影响。清初王时敏、王鉴等也传其脉络。
江西派
亦称江西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画家罗牧为代表的画派。罗牧江西宁都人，寄居江西南昌。善画山水，笔意空灵，在黄公望、董其昌之间，得魏石床传授，林壑森秀，墨气凉然，颇具韵味，时称妙品。江淮间人师之者众，为江西派创始人。秦祖永评其画云：“稳当有余而灵秀不足”。作品有《墨笔山水图》、《林壑萧疏图》轴等。
岭南派
亦称“岭南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广东地处五岭之南。明清以来，此地画家不下千人。开创岭南一带画风的是明代着名画家林良。他是近代岭南画派的先驱者。宗其法者有高俨、陈瑞，继起者有黎简、李魁等。清干隆年间有苏六朋、苏长春善人物，清末有居巢、居廉兄弟，学恽寿平，善花鸟虫鱼。现代的番禹人高剑父、高奇峰及陈树人早年均师从居廉。
岭南画派是海上画派之后崛起的最成熟体系，影响最大的一个画派。创始人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二高一陈”。它是岭南文化最具特色的祖国优秀文化之一，它和粤剧、广东音乐被称为“岭南三秀”，是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革命派，是中华民族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绘画流派，是建国后最优秀的画派之一。创始人(第一代代表人物):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第二代代表人物（再传弟子）:关山月、黎雄才、卢传远、杨善深、赵少昂、黄少强；第三代代表人物（再传弟子）:杨之光、伍嘉陵、林墉、陈金章、王玉珏等。从岭南画派发展轨迹看，第三代画家都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杨之光是人物画家，伍嘉陵是画鱼名家，林墉是花鸟画家，形成比较成熟的个人风格，造就了岭南画派在广东地区长盛不衰的局面。
中国写实画派
中国油画写实画派。中国油画流派之一。主要为海外和国内写实油画的这一群体。从民国到建国后，数百人的写实风格油画家成为这一团体，他们兼容并蓄，扎根中国学院派基础，吸收西洋色彩，近现代中西合璧的先驱。代表人物有：李叔同、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涂志伟、关则驹、言师仲、陈逸飞、陈衍宁、陈丹青、曹勇、靳尚宜、王玉琦、袁正阳、张文新、杨克山、李自健、司徒绵、赵建民、黄一非、吴健、莫大风、梁卓舒、吴兆铭、赵开霖、吕嘉、冯长江、林圣元、蒋铁峰、陈文泽、叶培基、艾轩、杨飞云、王沂东、徐芒耀、何多苓、刘孔喜、尚丁、郭润文、王宏剑、朝戈、张利、龙力游、夏星、李士进、徐唯辛、郑艺、翁伟、忻东旺、庞茂琨、冷军、殷雄、石良、李贵君、张义波、朱春林、王少伦等。
野风画派
由着名画家孙建平创立，中国油画流派之一。这一画派有数百人之多，遍及美欧及东南亚。画派特点，一反学院派的保守画风，笔法简练夸张，色彩大胆奔放，兼工笔线条与多维写实，以中国画内涵为祭奠，吸收了德国表现主义的画风，带有中国边疆少数民族风情的狂野画风，绘画风格独树一帜。代表人物：孙建平、候元超、茴向东、车健全、黄一非、郭泰、李芳、孙韩、袁艺芳等。
禅意画派
编辑无始而始，无派而派。自《维摩诘经》在中国译出，以“不二法门”为代表之维摩禅，盛行于历代文人士大夫之中，东晋顾恺之，唐朝吴道子，宋代李公麟等，皆有以“不二法门”为核心之维摩像、经变画流通于世。梁武帝时，达摩祖师西来，经六祖，禅宗确立。辗转几代，后皆以《金刚经》印心。有写意直指之作流通，如石恪，梁楷，法常等。禅意画派如是次第相传，皆以如法之经变画，先工细而后写意，乃至于今，未曾断绝。
B. 香炉都有多少种，附上图片加解释。
香炉目录[隐藏]
定义
中国香炉文化
香炉解析
宗教用香炉
[编辑本段]定义
香炉即是焚香的器具。用陶瓷或金属作成种种形式。其用途亦有多种，或熏衣、或陈设、或敬神供佛。香炉也可指指庐山香炉峰。
[编辑本段]中国香炉文化
我国香炉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鼎”。我国古代青铜鼎有烹煮肉食、祭祀等用途，祖先倾其所有，向天祈福，求神灵祖宗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国家平安，但这同今人所见的香炉还是两码事。笔者收藏的200余尊古代陶瓷香炉，可以看出祭祀文化发展的轨迹。
“日照香炉生紫烟”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千古流传，作品描写庐山香炉峰上，初日映照，紫烟氤氲，瀑布高挂，飞流奔腾，展示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在人们的生活习惯上认为香炉最大的功能，便是一件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其实香炉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妙意境。灵性的香炉赋予人们更多的生命灵性，它穿越时光隧道，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发生关系，逐渐改变自己的面貌，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佛道三位一体形成华夏文化主流。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一并如日中天，特别是禅宗初祖达摩东渡来华，中国禅宗由此肇始。各地造佛修寺蔚然成风，作为祭祀礼器的香炉已被普遍使用。
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香炉起源于何时，尚未有定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钟鼎彝器辨》：“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爵炉则古之爵，狻猊炉则古踽足豆，香球则古之鬵，其等不一，或有新铸而象古为之者。惟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之制始于此。”
东汉越窑褐釉香熏，它造型生动，质朴自然，不带托盘。这尊香熏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可以自由开启，上半部由三层含苞欲放的莲花瓣图案构成，每排莲花有十一瓣，抽象成三角形状，每个花瓣上刻有大小不等的花茎，十分清晰。盖顶饰有一精美的小鸟，亭亭玉立，眺望远方，下半部为圆柱形空心支柱。
晋代越窑青釉提炉，已同传统的香炉十分接近，也是三足鼎立，但有一造型优雅的把手，上面还有旋纹工，做工精巧，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南北朝洪州窑香炉，釉色呈青黄色，为五只足，粗壮结实，稳稳地站立托盘上，完整无缺。
说到盛唐，自然会联想到脍炙人口的唐三彩。唐三彩香炉比较少见，露胎为粉红色，黄绿褐彩绘组合，釉自然往下流淌，五爪老虎足，显得沉稳雄健。拿在手里忽发奇想：当一个民族进入高度成熟、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阶段，浑身洋溢着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就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形式去表达、去寄托、去宣泄、去张扬自己高昂甚至亢奋的精神和情绪，唐三彩正是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大唐气魄。
宋代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好复古，重视旧礼器。三足鼎式香炉是北宋复古的产物，由于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的大量出土，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香炉出现在大宋帝王的内庭，而一些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把玩之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为后世所仿制。宋耀州窑香炉，它是受到越窑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炉唇边较宽，釉色青润自然，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誉。南宋龙泉书房梅子青香炉，精巧典雅，三足鼎立，炉身有三条线纹，足底有褐色。
元代香炉不脱宋代风尚，数量与品种繁多，以中小型香炉为主。湖田窑青白釉双耳三足香炉，炉敞口直颈，鼓腹平底丰满，肩两侧贴塑一对长方形立耳，足根部有明显的压印兽面纹，通体施青白釉，胎质坚硬腻白，釉色滋润而不透明。
明代瓷炉大多数香炉以青花瓷为主，明嘉靖青花香炉，也出现了色彩斑斓的五彩瓷，明宣德皇帝自己本身是天分很高的艺术家，对色彩十分敏感，五彩、斗彩瓷得到空前发展。
明万历五彩人物三足香炉：万历五彩器制作到了鼎盛期，它的特点为胎体厚重，釉面乳白莹润。三幅开光图案装饰效果极佳，老翁身着外套颜色分别为绛红色、淡黄色和草绿色，神情泰然，须眉飘逸，或埋头读书，或低头沉思，或伏案挥毫。颈部有“大明万历年制”款。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以“孝”治天下，康熙时期祭祀风气盛行，干隆时期成为社会发展空前繁荣的时期。景德镇一代名师巧匠，以其聪明才智，将瓷器制作推向历史的高峰。清干隆豆青釉双耳三足炉，瓷质精细，釉色肥厚，里外满釉，光润匀净，如脂似玉，双耳自然连结，高雅之中不失秀逸。底有“大清干隆年制”青釉款。
古代文人雅士把焚香与烹茶、插花、挂画并列为四艺，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我们在先人使用过的香炉中上一炷清香，想到多少先人曾虔诚地在此炉前点香祈福，给人心灵带来慰藉，它的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了.
[编辑本段]香炉解析
香炉，对华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了。它不但是佛寺中的佛门法物，也是华
人家庭中必备的供具。中华民族文化开发得很早，古时候的人，就常以焚香木熏
居室以除臭秽，所以古人读书弹琴，喜欢先焚一炉香，可以净杂念而使精神集
中。重视钦水思源，慎终追远是中国人的美德，所以自古以来，华人都拜天地神
祗，祭祖先；上香表示敬意，是祭拜仪式中的一个主要项目，香炉就派上用场
了。印度民族也流行熏香，娑罗门教也有烧香的习惯，佛教传到中国，很快就能
溶入华人社会，中国的香炉，就进入佛教的殿堂了。
香炉的款式很多，有大、小、方、圆、长，短不一；质料也有铜、铁、锡、
石、陶瓷之别，以示身价有异；刻着不同的花纹和文字，表示用途各别不同。家
庭中供有祖先牌位的，都在供桌上端端正正的放着一个香炉。如果佛教徒在家里
供了佛象，也不忘放一个香炉；道教徒拜神明也用香炉，都作焚香之用，
香炉种类繁多，不同形状的香炉，供在不同的位置、焚烧不同的香。如大雄
宝殿中央或门外丹墀的大香炉，多是铜铁等金属铸造或石雕的，炉身刻有该寺寺
名，供信徒插线香之用。大殿供桌上的香炉，有铜、石或瓷质的，用以焚烧檀
香。佛寺的大殿都有一个长方形的炉盘，放着一个焚烧檀香的精致小香炉，盘子
前垂着刺绣的炉围，很庄严美观，是住持和尚上香专用的；大殿的佛事完毕，如
要到其他配殿礼拜，侍者师就捧着炉盘前行，和尚便随后到配殿上香。卧香炉则
较适合在家信徒家中佛堂用，也有铜、瓷两种，把线香下面的一段竹枝截断，平
放在卧香炉里燃烧，使灰炉不致飞扬而弄脏供桌。小型木质刻着莲花形的香炉，
有着长长的手柄。只能插一枝香，是进行佛事仪式时，让主法和尚及斋主奉在手
中的，叫手炉。还有专焚香末，形状象盒子般的香炉，大多为铜铸，分三层，下
层盛放焚香的模型器具，中层盛放香末，上层才能焚香；模型多是篆体的“寿”
或“喜”字，铸成连续不断的回形冈状图案，厚约0．40公分；把香末放在模
型上，做成美丽的图案；在起点燃着，盖上炉盖让它顺序燃烧，非常典雅；这种
香炉，很少用来供佛或祭祖，多用在书齐焚香。
香炉在华人社会历史久远，本来只供焚香用，后来被爱好古物的人收藏，成了人们玩赏的古董和艺术品了。于是，年代久远、质料名贵、雕工精美的香炉，价值不菲，已失去焚香供养的意义了。
香炉，佛教中称它宝鼎，除了方形的香炉外；圆形的香炉，都有三足，一足在前，两足在后，是如法的放置；常以之譬喻佛教中的三宝，缺一不可。佛事仪式开始，都先唱香炉：“宝鼎热名香，普遍十方………”、或“炉香乍热，法界蒙熏……”等赞语，唱到“弟子虔诚热在金炉上……”的时候，寺中的住持或代表，就会绕到正中圣象前跪下来，恭恭敬敬的献上三枝檀香，以此一瓣心香，表示对佛菩萨的敬意。
供养佛菩萨的供品中，可分为：香、花、灯、涂（水）、果、茶、食、宝、珠、衣十种，而香在十供养之首，香炉的身份自然也高起来了。好的香，令人心旷神怡，只一枝就够了。但许多礼佛的人，不懂烧香的意义，把佛菩萨当神拜，常常燃一大把香插在香炉内，熏得人泪水直流，甚至香炉起火燃烧；有些人甚至把香炉灰抓回去当灵丹妙药，真愚痴得可怜。
宣德香炉
明代宣德三年创制铜炉，遂开铜铸香炉之先河。宣德炉配料严格，冶炼尤精，一般须经过六至十二炼。宣德炉最妙在色，其色内融，从黯淡中发奇光。史料记载有四十多种色泽，为世人钟爱。
明万历青花乳足炉
明代万历年间，是明朝衰落时期，政治黑暗腐败，贵族穷奢极欲，连年天灾兵燹，百姓饥寒交迫，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万历皇帝在位47年，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他不惜征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建造定陵。明朝这一时期的瓷器质量，也因朝政的无能而每况愈下。
这尊明万历青花乳足炉，出自景德镇窑，是那个时代工艺的典型代表。它直径22厘米，高9厘米，青花鹦鹉牡丹图案，枝繁叶茂，画面构思精巧，线条流畅。
在日常生活中，鹦鹉是一种人见人爱的吉祥鸟，羽毛艳丽，体态优美，聪明伶俐，经驯养后可模仿人语，在古代的达官贵族和书香门第之家都饲养这种鸟作为宠物，它是地位、财富以及文化素养的象征和表现。画面上的鹦鹉目光炯炯，嘴唇紧闭，展翅欲飞，飞向它所向往的地方。在此，鹦鹉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展翅欲飞的鹦鹉与春风里富贵的牡丹结合在一起，一动一静，两者结合，立体感非常强，整个画面因此而生动自然，清新脱俗，呈现出热情、奔放的人文情怀。
炉上绘有的三朵牡丹花，呈迎风而怒放之态，还有两朵含苞欲放的花蕊羞答答地藏在一边。牡丹花素有“花中之王”、“国色天香”之誉，以花大色艳、绚丽多姿名扬天下。中国人有喜好牡丹之传统，在我国，牡丹花已有1500多年的栽培历史。俗语道：“谷雨三朝看牡丹。”中原大地处处盛开着雍容华贵的牡丹。唐代诗人皮日休《牡丹》云：“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最有趣的是，在牡丹花蕊与树叶的空隙之间，还有一只小蜜蜂来补白，画面又增添了几分动感。
无论是鹦鹉，还是牡丹，所有构图，均采用单线绘制，这些线条如钢丝一般挺拔，遒劲有力，让人惊叹不已。炉内胎施的是青白釉，釉肥色正。上下两节，留有接口缝隙，为明代制造的瓶、炉等瓷器常见的工艺特点。而这尊炉的接口处，修胎精致平整，接口完全被釉料所覆盖。只有用手轻轻抚摸时，略微高低不平的接口，才会让你感觉接口之所在。仔细观察，炉内还有一些小黑点，零星地撒在炉底，这便是俗称的窑粘，是烧制瓷器时草木灰飘落留下的。如今，窑粘已成为鉴定瓷器真伪的秘诀之一。足底露胎处可见所用瓷土为典型的乳白色高岭土。炉的三只乳足极其饱满，留有较深的摩擦痕迹，应该是寺庙或大户人家祭祀用的礼器，是传世之精品。
这尊香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青花釉料发色比较纯正。明末从嘉靖年始，从西域运来回青料，再配以江西的石子青，作为青花的色料。回青料的比例如稍高，则青花色便呈鲜艳幽箐；石子青料如果用多了，色便呈灰蓝。由于回青料价格昂贵，到万历末至天启年时，多用石子青描绘纹饰。此炉上的青花色泽明亮清新，应是万历年初中期的器物。
新仿瓷器太亮，一看就“假”。为了仿得“真”一点，制造商经常采用抛光方法，即用马铃薯或兽皮，将其不断摩擦，直到达到亚光的效果。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常会在瓷器表面留下诸多摩擦的痕迹。这尊香炉不同，它烧造时的火候较高，而且均匀，釉光至今悦目可人；又经过大自然几百年岁月的磨砺，更是宝光熠熠，与新仿品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南北朝博山香炉
南北朝博山香炉小巧玲珑，造型新颖，令人爱不释手。我收藏瓷器近20年，还第一次谋面，可见其珍贵。
博山香炉也称博山炉，又名熏炉，是西汉时期常用熏香器具，可用来熏衣、熏被以除臭、避秽。图中的这个南北朝博山香炉高13厘米，直径11厘米，上下两层，可以自然启合。上半部分的做工精细美观，螺纹状雕刻，像燃烧的火把，热情奔放；又像一座峰峦叠嶂的仙山，自下而上，整个山脉错落有致，加上中央的尖顶，正好为13条，这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是个吉祥的数字。博山香炉上有四个小洞，当炉腹内焚烧香料时，烟气便从镂空的“山中”飘逸而出，仙气缭绕，给人以置身仙境的感觉。它下半部分为盏形托，底为平底，釉面为米黄色釉，不施化妆土，除局部积釉处略厚外，施釉均匀，釉面有不少细小开片。盖、炉吻合，浑然一体。
博山香炉流行于汉、晋时期青铜器和陶瓷器。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飞禽走兽，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汉代盛传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据《两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善做博山炉，能够重叠雕刻奇禽怪兽以做香炉的表面装饰，博山炉工艺之繁，远远超过后来出现的五足或三足香炉。北宋考古学者吕大临《考古图》记载：“香炉像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以像海之四环。”
博山炉出现在西汉时期，与燃香原料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西汉之前，人们使用茅香，即将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炉中直接点燃，虽然香气馥郁，但烟火气很大。武帝时，南海地区的龙脑香、苏合香传入中土，并将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温将这些树脂类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浓厚，烟火气又不大，因此出现了形态各异、巧夺天工的博山炉。六朝《咏博山炉》诗曰：“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唐李白《杨叛儿》诗云：“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记述的都是博山炉熏香时香烟缭绕的迷人意境。
两汉时期，博山炉已盛行于宫廷和贵族的生活之中。1968年在河北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就是见证，其造型和工艺已达到高峰。除了博山香炉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青瓷或白瓷的敞口五足和三足瓷器香炉。
图上的这尊博山香炉出自江西省洪州窑，风格上明显受到北方瓷窑的影响。我曾到洪州古窑遗址考察，那里土地褐红色，大小水塘遍布。据说池塘的底部，沉淀着厚厚的一层灰白色粘性胶泥，这胶泥便是瓷器烧造的原料。但洪州窑釉料中含有较多的植物灰，且多数产品的胎土原料淘洗不纯，为了弥补胎质、釉面的缺陷，工匠大量施用化妆土。与之不同的是，这尊博山炉没有上化妆土，釉面和胎结合得非常紧密，没有常见的剥釉现象，瓷胎的烧成温度超过1200℃，敲击时声音清亮，是一件极具收藏价值的瓷器。
北宋陶莲花香炉
这尊灰色陶器莲花香炉，高13厘米，直径14厘米，看上去比较大气，造型比较别致，拿在手里分量较轻，十分罕见。我为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曾遍访各地古窑遗址，但对这尊香炉出处，无法作出判断。据朋友讲他从福建与江西交界处购得。从器物底座造型风格来看应该是北宋中期的东西，但当时中原大地早已流行瓷器生产，“秦砖汉瓦”的陶器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绝大部分地方已不再生产陶器，摆在我们眼前的是实实在在的陶器香炉，让人不得不重新加以思考。
莲花瓣片片向上，自然微微收口，显得十分庄重。莲花瓣炉身竟达五层之多，错落有致，下有连结一体的三层台基，比例得当，沉稳典雅。从灰陶釉色剥落之处可看出来，胎骨为橘红色陶土，烧制温度在850℃左右。从莲花造型的香炉来看，很大程度上同中国佛教文化与祭祀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自东汉佛教流入中国本土后，莲花已与佛教结下了亲密的因缘，成了佛国的象征与圣花。
寺庙里通常所见的佛祖释迦牟尼的坐像，他身穿通肩大衣，手持说法印，结跏趺坐在莲花台上。观世音以大慈大悲而名闻天下，观世音是梵文的意译，传说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略去“世”字简称观音，她身穿白衣，坐在白莲花上，一手持着一只净瓶，一手执着一朵白莲，仿佛在表露观世音怀着的一颗纯洁的菩萨心，全力引导信徒脱离尘世，帮助世人解除灾难，到达荷花盛开的净土。《法华经》详细介绍了观音菩萨的功德，以及解救灾难的种种事迹，她可以应机以种种化身救苦救难，所以有各种不同名称和形象的观音，如白衣观音、送子观音、水月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
人们在翻读佛经典籍时，常常会见到佛经把佛国称为“莲界”，把寺庙称为“莲舍”，把和尚的袈裟称为“莲服”，把和尚行法手印称为“莲华合掌”，甚至和尚手中使用的“念珠”，不少是用莲子串成的。
莲花，据古植物学家研究化石证实，一亿三千五百万年以前，在北半球的许多水域地方都有莲属植物的分布。我国文人雅士也十分看重莲花，与梅、兰、竹、菊等相比，莲花具有更为丰富、更加复杂的文化内涵。莲花在生殖崇拜、儒家实用功利、佛教佛性与修行、理学人格修养等四个方面内容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古诗十九首》中有诗云：“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南朝乐府民歌》云：“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这些诗歌的意境高远，反映了现实生活，令人回味无穷。人们可以看到荷花的芳容，领略到“红衣翠扇映清波”的美景。
陶器莲花香炉，可见它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厚，在北宋瓷器的一统天下之中，这尊陶器莲花香炉，可谓独领风骚。
明代漆器大香炉
香炉,是古代一种鼎炉形器物，旧时庙堂里的香炉大多为铜、铁铸成，有些器型较小的香炉是用玉、石、陶、瓷、木、铜等制成，置于几案,实用、观赏两相宜。有盖之香炉,可内置香料，点燃后,香雾烟气自盖孔中袅袅升腾弥漫，时聚时散，给人以无限之遐想。
此件明代大型漆器香炉高157cm，炉身直径60cm,由底足连托泥、腹部炉身和头部龙马炉盖三部分组成。整体造型仿商周青铜鼎，炉身仿三足圆鼎，炉脚则仿四足方鼎，把圆鼎之柔和与方鼎之刚劲融为一体。炉盖上的龙马为龙头马身带飞翼，炉之腹足相连处为神龟，炉足为象鼻。综观整个宝炉，外形简练，制式大气，简约而不简单、古拙而不粗陋、空灵而不空洞。浮雕神龟脸面为泥金工艺，细部刻画精致古朴，瑞兽动态传神，炉盖上那昂首长啸、蓄势待发的龙马，充满力度和动感。灵性之气充溢全炉，尤其是炉身的外表黑漆、朱砂衬底描金，漆面光洁如新，髹漆技艺非常讲究，色彩沉着莹润，包浆厚泽。
炉盖上踏在水波纹之中的龙马背部以点线构成奇特图案和炉腰部的神龟，正是《周易·系辞》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寓意。孔颖达疏引，《尚书中侯·握河记》称“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尚书·洪范》：“天乃赐禹，洪范九畴”——传说三皇之一的伏羲就是依据孟河中跃出的龙马背部的图形画出了八卦，而禹根据龟背上的“文”成就了“九类常道”进而造福于黎民。落地漆器香炉是明代庙宇、宗祠、殿堂置于室内的重要礼器，当重大祭祀活动举行时，它庄重地矗立在显赫位置，缕缕青烟从炉盖上的龙马高昂头部张开的嘴中徐徐吐出，烟气祥雾缭绕空中，神秘而又庄严……物换星移几度秋，沧桑巨变万木春，明代的庙堂各地或许尚存一二，但旧时庙堂里诸如漆器香炉这样的大型礼器已所存无几了。
宋代介休窑香炉
宋代山西介休窑香炉造型别致，施釉均匀，白中泛黄，色泽莹润，釉面带有密密麻麻的细小开片，做工精美，格调高雅，是我国古代香炉发展中比较少见的。过去，有人将此炉视为灯具，但陕西耀州窑博物馆将其作为香炉展出。还有人认为这尊香炉可看到唐五代时期，但我觉得在断代时还需留有余地，毕竟介休窑烧造高峰期在宋代。
这尊香炉高10.5厘米，面上直径11厘米，香炉的口沿为厚唇，自然下垂，形成小坡度，厚唇宽度为3厘米，看上去十分自然和谐。炉心为圆形状，深约6厘米，内里露胎，清晰地留下了当时工匠手工拉坯的痕迹。底座呈喇叭口敞开，不施釉，露出灰白色的胎骨，足底还遗留三只烧制时所用的支钉。整个器物分成三层，由小及大，十分规整。香炉器物虽不大，却符合宋人“小器大做”的原则。看上去大气高贵，古意盎然，拿在手中把玩，赏心悦目。
这尊香炉的外形的确很像新石器时代或先秦时期的陶豆器具，也与商周时代的青铜豆相似，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它与陶豆、青铜器皿有一定的关系。
陶豆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造型多为浅盘、高圈足、浅钵形、喇叭形、镂空形等，这是马家浜文化的特色。马家浜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为环太湖流域母系时期的典型文化。豆的器形从陶豆开始，到青铜豆，始终保持它的基本造型，而且始终是祭祀礼器组合中重要的一员，在“礼”字的组成中，“豆”也是主角，这充分说明豆器在先民心中的分量之重了。根据考证，陶豆主要用来盛放“菜”。在古代陶钵才是个人使用的餐具，与现代饭碗器具相似。陶豆的形状浅而小，不同于盛“饭”的钵，它只能盛放少量“副食”，很可能就是瓷盘的前身。主副食有所区别，这是稻作农耕社会派生出来的生活方式，也是东方饮食文化的传统特点之一。高而稳的陶豆，在使用中，既能突出豆器中“菜”的视觉效果，又与古人席地而坐生活方式相一致，方便夹“菜”，古人的聪明才智可见一斑。
我在撰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时，曾到介休窑考察，它位于晋中洪山镇，1957年搞农田水利时被偶然发现。专家认为介休窑的白瓷烧制水平、烧造规模、历史影响略逊于定窑，但它烧造的器物白度较高，经科学测试为78.3℃，胎质细腻，透亮坚硬，敲击声音清脆，烧造温度应在1300℃左右，几乎可与现代白瓷媲美。具有“小家碧玉”的风范。
碗、盘和盏等器物的装烧方法多采用支钉垫烧，在器物的圈足上一般都垫有3个小支钉，支烧时钉尖朝下，依次叠放，烧成出窑后，碗、盘和盏等器物的内侧会留下3个细小的支烧痕迹，这种支烧方法为介休窑所独有，也是我将这尊香炉看为介休窑香炉的原因所在。
[编辑本段]宗教用香炉
焚香之器具。与花瓶、烛台一齐供养于佛前，为比丘十八物之一。
其材质多为金属、瑜石、磁、陶、紫檀等，形状多样化，大致可分为四类，即（1）置于桌上的置香炉，如博山形、火舍形、金山寺形、蛸足形、鼎形、三足形、香印盘形等。（2）持于手上的柄香炉，如莲华形、狮子镇形、鹊尾形等。（3）坐禅时所用的钩香炉。（4）灌顶时，受者跨越而以净身之象炉。
《金光明经》卷二于佛前行祈拜供养之时，手擎香炉；后世之柄香炉，即袭此遗风而来在珠林》中记载：“天人黄琼说迦叶佛香炉，前有十六师子、白象，于二兽头上别起莲华台以为炉，后有师子蹲踞，顶上有九龙绕承金华，华内有金台宝子盛香。佛说法时，常执此炉。”
使用手炉，大都是在剃度、礼忏、奉请……等场合。炉头插香，双手执持炉柄；也有兼插鲜花以为供养者。
在新疆地方，所发现之佛教遗迹，其中之壁画，可推定为唐朝佛画，图中亦有手持香炉，长跪礼拜者。而此香炉下部，附有稍高之台座。
又，密教的火舍也是香炉之一种，为密教用具之一。后世并谓为佛前四具足之一。柄香炉，一称手炉，北宋·开宝八年所题记对佛画（敦煌发掘）绘有此香炉。
此外，亦有香盘，放置檀香炉用的盘子。它是用木料做成的，表面涂以咖啡色的油漆。面积长约一尺余，宽约七、八寸，边沿高约一寸许，盘子呈长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