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从“昭和男儿”到“令和肥宅”，日本男人的形象为何会变化
日本是古代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国家之一，然而受限于古代的出行条件，隋唐以前，人们对日本人的认识充满奇幻色彩，史书上对他们的描写近乎《山海经》一类的志怪小说。《三国志?东夷传》载：“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国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其后的《后汉书》也载：“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日本在“白江口之战”败于唐朝后，开始心悦诚服，频繁派遣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两国这才进入真正相互了解的时代。
天宝十二年（753年），晁衡因思念故国，乘船回日本。王维写了篇名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送给他，序中这样评价日本：“海东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这是王维的“日本观”，也代表了唐人的“日本观”。圣人之训、君子之风、汉制衣裳等形象其实是日本人学习和模仿唐人的产物，唐代文学中的日本国和日本人形象，一定程度上算是唐人自我形象的复制或投射。
相传晁衡随船回国之时，唐朝友人在明州海边为其饯行。当时明月东升，催人离情，他望月感慨，作《在唐望月而咏》（又名《明州望月》诗）赠友。这首和歌收录于《古今和歌集》（后简称《古今集》），盛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