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苏轼一生经历概括
一、苏轼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1-3]。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4]。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4]。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4]；其散文着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二、苏轼的命运可以概括为三起三落：
1、“一起”：步入仕途。公元1057年苏东坡22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一年录取进士388人，苏东坡名列第二，他的弟弟苏辙名列第五。他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后来收入《古文观止》，使他名震京师、脱颖而出。考中进士后，苏东坡第一个职务是陕西凤翔府判官，品级不高，从八品，扎扎实实干了将近3年。
被召回朝廷后，他任职史馆(国家图书馆)，在那里读了很多书。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下派到杭州做通判，做了2年零9个月。然后到密州任太守(公元1074年)，当时38岁，属于“年轻干部”。后来又转任徐州太守2年，湖州太守3个月。可以看出，苏东坡步入仕途后，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被提拔重用。
2、“一落”：大难临头。公元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东坡被关在御史台审讯130天。乌台就是御史台。为什么叫乌台？唐朝时御史台内有几棵大柏树，乌鸦在上面筑巢，所以把御史台叫乌台，一直沿用下来。
案件是因文字而起的，所以叫“乌台诗案”。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新党与旧党之争。苏东坡反对变法，站在旧党一边。李定和舒亶等人千方百计迫使宋神宗给他定罪。政敌一心想置他于死地，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重臣、不杀士大夫。宋神宗又特别爱惜人才，所以就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贬。
贬到哪里去呢?黄州。黄州当时是下等州，贫穷落后。长江自北向南折向东绕城而过，巴河自北向南注入长江，长江和巴河一起把黄州围得像一口井，苏东坡说：“黄州真在井底”，相信是有感而发的。但苏东坡毕竟人才难得，宋神宗也不想太亏待他。好在黄州离开封不远，基本生活还有保障，就把他贬到这里来了。
3、 “二起”：东山再起。公元1085年4月，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摄政，尽废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也使苏东坡青云直上。先任登州太守，到任5天就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17个月时间，苏东坡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跃升了12个官阶。
4、“二落”：知难而退。太后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苏东坡坚持原则，反对全盘否定。因与太后和司马光政见不合，苏东坡觉得不开心，一再主动请辞外放。公元1089年7月至公元1091年2月，出任杭州太守1年零7个月。
5、“三起”：再回朝廷。苏东坡公元1091年3月回朝，当了7个月的吏部尚书，然后出任颍州、扬州太守，再任兵部尚书1个月、礼部尚书9个月。从苏东坡频繁的上下左右调动，反映了朝廷当时极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太后对苏东坡极为赏识，希望他作为与新党制衡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苏东坡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6、“三落”：一贬再贬。公元1093年9月，太后驾崩，18岁的哲宗亲政。哲宗的心灵已经有些扭曲，太后摄政时，他基本上是个局外人，大事小事与他无关。他很郁闷，刚一亲政，就变本加厉地进行政治反扑，无情打击“元祐党人”。先把苏东坡降为定州太守，赶出京城;上任1个月又被贬到遥远的惠州，在那里住了2年零6个月;再贬，被贬到更远的儋州，就是今天的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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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轼文学成就
1、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
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2、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
“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
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3、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
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
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二、艺术成就
1、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
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2、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2. 《人世间》讲了什么故事
《人世间》讲述了以居住在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户周姓人家三代人的视角，描绘了十几位平民子弟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全面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
在剧中，随着故事的娓娓道来，主角对爱情坚持不懈的追求，与父母、子女深厚而克制的亲情令人动容。生活原本就朴素平凡，平凡人物的故事往往最能打动人心，因为每个人都能从他们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种真实与鲜活，也成为了该剧备受青睐的“亮点”。
3. 一副关于手的外国画，油画还是什么忘记了，记得是一双手的特写，背后是兄弟俩的故事。
是丢勒的素描吧，叫作“祈祷的手”。网络图片上面有的。生平简介
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Durer，1471－1528)
德国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计家。
少年时曾追随父亲习艺，他对绘画表现出特殊的才能，13岁时就能逼真的画自己的肖像，19岁时为父亲所画的肖像已充分显示他成熟的素描功力，可与达•芬奇遥相呼应。后来在画家沃格穆特（MichaaeelWolgemut）处工作三年。沃格穆特的大工作坊也为丢勒的教父、印刷商兼出版家安东•柯贝尔格（AntonKoberger）制作木刻插画。在当时，这家最大的厂子，对丢勒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儿童时代初次接触到铜技巧，这个经久不灭的印象，对他后来在版画艺术方面创造性地发挥起了决定作用。师满后，年轻的画家走出画室沿着莱茵河游历德国主要工业城市，到过法兰克福，访问过科隆和巴赛尔。4年间的旅行学习考察对画家的世界观形成和艺术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23岁的丢勒已是一位有影响的艺术家，在这一年里，他与故乡的一位音乐家的女儿阿格列萨•弗湟伊结了婚，此后丢勒作为首饰匠和画家开始了独立工作。
1485年，德国教育在人文主义影响下处于即将进行改革的前夕，丢勒进入了纽伦堡的一所公立小学。依照他家的传统，父亲让儿子在自己作坊里当学徒，想把他培养成一个首饰工人。丢勒在作坊里初次获得了绘画训练，并且很快精通此道，这就成为他从事艺术活动的基础，丢勒为学会首饰工艺所必需的装饰艺术，进一步开始临摹艺术家们的人物画，还临摹了马丁•桑恩古厄的雕刻等，这为他想做一个艺术家创造了条件。丢勒十三岁就用银针刻了第一幅自画像，并在画上写道：“1484年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照着镜子画了自己。”他第二年的钢笔画“宝座上的圣母玛丽亚和天使”为第二幅最早期作品之一，该画被保存至今。
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丢勒对人物结构和绘画法则感到很大兴趣，因此，他请求父亲允许他做一个画家。其父依从了儿子的愿望，送子到纽伦堡附近的画家迈克尔•瓦尔盖默特画室，契约规定学徒三年。丢勒临摹了老师的作品，还逐渐学会了多种绘画技巧，并以大自然，人体以及植物为对象开始进行研究，而且开始尝试创作。同时还精心研究色彩的调配和运用，所以，当他学徒期满是，就能够按照艺术法则，进行创作了。二十三岁的丢勒成家立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正式成立了画室，开始画肖像画。
后来，丢勒完成了第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启示录”的木刻组画。这本启示录起源于罗马帝国尼禄王朝旧基督教的神秘的幻想。他制作了一组十五幅不朽之作，表现了人类在十五世纪末叶，由于世界末日的到来而感到无可奈何的恐怖和失望的情绪。当时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之间的斗争，农民和封建主之间的斗争，饥饿和剥削之间的斗争，人民的激昂情绪终于发展成为无数次的宗教的，政治的和革命的群众运动。丢勒想把启示录中的幻想付于现实的形象，给予这些幻想以寓意的力量。其中几幅画，不隐讳的对统治势力进行了批评，他把自己的意见交给每一个人的良知。
自从“启示录”刊行后，丢勒被名列于当代大艺术家的光荣行列。腓特烈又邀请他绘制第二幅祭坛画。1498年丢勒以充沛的活力和初得声望的信心。画了一幅身穿华贵服装的自画像。（现存马德里的普拉多陈列馆1514年3月19日，丢勒在他母亲去世的前两个月，给母亲画了一幅肖像，在这幅木炭画里他创作了他一生中最活泼动人的作品，这就是传到现在的唯一的一幅丢勒母亲的肖像。当他母亲于5月17日逝世后，他在画上题了几句话：“这就是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的母亲，1514年祈祷周前的星期二夜间二时逝世，享年63岁。”说明他终身对母亲的尊敬和热爱。
1490年至1507年，他先后游历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及威尼斯等地，并拜会了他仰慕已久的乔万尼•贝里尼（GiovanniBellini）。他不但极力加强自己艺术知识层面，而且着手研究数学、几何学、拉丁语、古典文学等，他和学者的接触较之与艺术家的交往更为频繁、密切。1512年成为马克西米里安大帝（EmperorMaximilan）的御前画家。后到安特卫普、布鲁塞尔、马连、科伦、密得堡、布鲁日和根特等地旅行，备受礼遇。1521年7月返回故里，健康情形转坏，但他仍然笔耕不辍，直至去世。
丢勒是北部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其历史上最为暗淡的一段时期。思想和信仰的混乱，饥荒和瘟疫（黑死病）无情地夺去大批人的生命，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使德国的文化与艺术疲弱不振，外于严重的低迷状态。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首的欧洲各国却已经先后走出中世纪，进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开放与繁荣时期，人文主义的光辉已经照亮欧洲大陆。于是，作为一个德国艺术家，丢勒只能在一个代表着过去的落后国度里苦苦追求和传播着“现代”欧洲的先进思想。
这位天才少年已经准备好了要独自一人将现代文化引进德国。只是，他那充满好奇和疑惑的目光和基督式的指示性手指表明，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人与人的世界的欣喜观看，也不同于荷兰文艺复兴对于外部世界的执拗关注，德国的文艺复兴将略带苦涩地凝视人自身。而这将使他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独行者和先锋派。
作为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丢勒相信艺术家必须要深入观察自然和竭力发现宇宙的秘密，以揭示和表现美。但与此同时，他又坚持其半中世纪的信念，认为艺术家连同其艺术应是上帝的工具。当米开朗基罗以大卫雕像(1501－1504)展现人的完美和新生时，丢勒以同样高超的技法创作了蚀版画《圣尤斯塔斯》(1501)，将这位殉教者与神迹相遇的景象表现的如人间乐园。不过，他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则是稍早一点创作的《启示录》木刻组画，其在内容和表现风格上更明显带有哥特式教诲性小型画像的特征。
同达芬奇一样，丢勒也具有科学的头脑，因而曾深研数学和透视学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和论着，在透视法和人体解剖学方面，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绘画作品。他同时还研究建筑学，发明了一种建筑学体系。丢勒还是位美术理论家，着有《绘画概论》和《人体解剖学原理》。他使德国艺术摆脱哥特式艺术的影响和束缚，走向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现实主义艺术道路。他把当时幼稚的版画艺术推向完美的新阶段。他支持当时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情农民战争，曾主动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的宣传册子绘制版画插图，并以农民战争纪念碑的设计来终结自己的创作道路。
其画的动植物素描之精确完全可以同达芬奇所留下的相媲美，但同时他又对《启示录》中记载的各种怪兽的存在深信不疑。因此丢勒不仅是画家，而且是数学家、机械师、建筑学家，他曾创立了筑城学理论。
他平生不停的旅行，足迹之广，眼界之阔在当时几乎无人可与比肩，可又始终保留着一些农民式的愚昧和狭隘。他相信理性和知识会使人成为高贵的存在，却又对于人的不完美有一种深刻的意识。
他出身于一个中世纪的工匠之家并生活在艺术家地位最为低下的国度，却成为当时欧洲最为独立和骄傲的艺术家。作为“自画像之父”，他是欧洲第一位为自己的容貌和身份所吸引的画家，从而成为伦勃朗的先声。他多少已经意识到艺术会使其不朽，却终其一生为死亡正在迫近的念头所追索而无法摆脱肉体将要消失所带来的恐惧。就艺术风格而言，尽管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但其置身于其中的德国传统却使其艺术多少保留了一点中世纪哥特式遗风，同时又令人惊讶地率先展现出些巴洛克特征。
丢勒的作品包括木刻版画及其他版画、油画、素描草图以及素描作品。他的作品中，以版画最具影响力。他是最出色的木刻版画和铜版画家之一。主要作品有《启示录》、《基督大难》、《小受难》、《男人浴室》、《海怪》、《浪荡子》、《伟大的命运》、《亚当与夏娃》、《骑士、死亡与恶魔》等。他的水彩风景画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些作品气氛和情感表现得极其生动。
1523年末，丢勒开始写自传，不仅作了自己一生的回顾，而且叙述了他的双亲和他十七个兄弟姊妹及他自己的生平遭遇。当时在世的只剩下他的一个弟弟。
1525年，丢勒的重要着作“量度艺术教程”出版。因此，他跃居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流艺术理论家之列。1526年，是丢勒创作杰出肖像的一年，如《伊司马斯•范•鹿特丹》，成为他最伟大的一幅人物杰作。
1527年，丢了第二部科学着作《筑城原理》出版。1528年，《人体解剖学原理》脱稿，这是他二十七年来对人体解剖学研究的结晶。可惜，他没有看到这部着作的巨大影响。五十七岁的丢勒，从荷兰归来后，体力衰弱，屡为病魔侵扰，这颗灿烂的文化巨星于1528年4月6日突然陨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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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评价
据同时代人着文回忆丢勒的长相时写道：
“他有一张表情生动的脸，一对明亮的眼睛，长着希腊人称之为四角形的鼻子，长长的脖子，宽阔的胸脯，束紧了腰的腹部，大腿筋肉十分发达，小腿也结实匀称，样子文质彬彬。有人见过他的手指，长得秀美如葱白，他那俏皮的言谈举止更令人陶醉，以致听众都觉得再也没有比他结束讲话时更令人惆怅的事了。他几乎通晓天文地理、哲学美学，不仅懂得，还会口述出来。”
这种美誉即便有几分夸张，也足以说明丢勒这位天才在同代人心目中的形象。
丢勒最为传世的作品是《手》，后来被人们改名为《祈祷之手》，其影响力超过其他任何作品。
4. 《背影》主要内容（简短）
这篇散文叙述的是作者离开南京到北京大学，父亲送他到浦口火车站，照料他上车，并替他买橘子的情形。在作者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父亲替他买橘子时在月台爬上攀下时的背影。
《背影》是现代作家朱自清于1925年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作者用朴素的文字，把父亲对儿女的爱，表达得深刻细腻，真挚感动，从平凡的事件中，呈现出父亲的关怀和爱护。
这篇散文的特点是抓住人物形象的特征“背影”命题立意，在叙事中抒发父子深情。“背影”在文章中出现了四次，每次的情况有所不同，而思想感情却是一脉相承。第一次开篇点题“背影”，有一种浓厚的感情气氛笼罩全文。第二次车站送别，作者对父亲的“背影”做了具体的描绘。
第三次是父亲和儿子告别后，儿子眼望着父亲的“背影”在人群中消逝，离情别绪，催人泪下。第四次在文章的结尾，儿子读着父亲的来信，在泪光中再次浮现了父亲的“背影”，思念之情不能自已，与文章开头呼应，把父子之间的真挚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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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1917年，作者的祖母去世，父亲任徐州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差事也交卸了。办完丧事，父子同到南京，父亲送作者上火车北去，那年作者20岁。在那特定的场合下，做为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体贴、爱护，使儿子极为感动，这印象经久不忘，并且几年之后，想起那背影，父亲的影子出现在“晶莹的泪光中”，使人不能忘怀。1925年，作者有感于世事，便写了此文。
语言特色
这篇散文的语言非常忠实朴素，又非常典雅文质。这种高度民族化的语言，和文章所表现的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章的完美结构，恰成和谐的统一。没有《背影》语言的简洁明丽、古朴质实，就没有《背影》的一切风采。
《背影》的语言还有文白夹杂的特点。例如不说“失业”，而说“赋闲”，最后一节因父亲来信是文言，引用原句，更见真实，也表达了家庭、父亲的困境和苍凉的心情与复杂的感受，同时，文白夹杂的语句，也笼上了一层时代赋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殊语言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