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1925年前后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1.是日，帝在外殿，见郗虑引三百甲兵直入。帝问曰：“有何事？”虑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玺。”帝知事泄，心胆皆碎。虑至后宫，伏后方起。虑便唤管玺绶人索取玉玺而出。伏后情知事发，便于殿后椒房内夹壁中藏躲。少顷，尚书令华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后殿，问宫人：“伏后何在？”宫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开朱户，寻觅不见；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寻。歆亲自动手揪后头髻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见魏公诉去！”后披发跣足，二甲士推拥而出。
而《三国志》是尊曹魏为正统。这是其没有记载曹操杀董夫人之事的原因之一。《三国志》虽记载曹操杀伏寿皇后，但言语中队曹操的做法仿佛抱有一丝丝谅解，至少不如《三国演义》和《后汉书》一般将曹操描述的那么奸滑。
此外，在《三国志》中，陈寿肯定曹操结束割据局面的历史功绩。陈寿认为曹操是“非比常人，是超过世人的杰出人才”，机警聪明，具有济世之才，对时局具有精准的洞察力之处，卓越的指挥才能，以及勇于不断革新的政治魄力。其经国之才显露无疑。同时，陈寿在《三国志》中也主客观记述了曹操狠毒、睚眦必报的一面。在如此描写之下，一个奸猾老练的弄权者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曹操对手下兵士百姓都能有如此手段，对待能臣良将更是手段高超，自身的才能和人格魅力皆尽凸显，不愧为“超世之杰”。可见，曹操在《三国志》中是备受推崇的。
为什么两部作品中对曹操的评价有如此大差异？
笔者认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其评判标准是自身所认同的价值观。同理，不同时代对特定历史人物的评价，其评判标准是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反之，通过研究不同时代对特定历史人物的评价，大致可以了解对应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各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导致各个时代对某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有区别。
顺社会主流价值观而行，则得后世的歌颂。反之，则遭礼教的批判。史书的撰写，多少会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影响，不同的时候背景之下，所成史书的感情基调也会有所区别。
《三国志》的编写需要考虑魏国甚至是晋国当权者的利益。，且当时社会对儒家文化推崇远不及后世，故对曹操的道德批判较少。而《三国演义》与《后汉书》则是朝之后的演义作品，创作者们多受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所熏陶，曹操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所遵循的儒家思想所不符，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性。
此外，我们不妨将曹操与关羽对比: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价值观是大多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关羽无疑是践行儒家精神内核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关羽“匡扶汉室”的行为符合儒家所认可的“正统”、“忠义”、“仁义礼智信”的入世精神。可以说，关羽的品行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所以他才能享古今之美誉。相反，曹操逆其而为，篡汉自立，奸诈狠毒，犯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忌，因而受到世俗的鄙夷，故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有所不同。
Ⅱ 日本大正时代的服饰风格是
大正时代洋服取代和服成为流行的服式。
女性主义的抬头，使得服装西洋化变得不再是局限于男性，女学生的制服由初期日本化的 行灯袴 变为后期西化的水手服。男性流行西服。女性方面，出现鲑色和紫色等晕色的华丽外褂和外套。
1923年的关东大震灾也是一个洋服取代和服的转折点。由于灾后社会动荡，抢掠时常发生，穿着和服的女性往往就因为和服紧身的剪裁影响而成为贼人抢掠的目标。翌年， 东京妇人子供服组合 发起了妇女服装西洋化的行动，使洋服进一步取代和服成为妇女的日常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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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大正时代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
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并成长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即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