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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生平简介
拉丁美洲丛林游击战之父——格瓦拉，原名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一个资本家兼庄园主家庭。在危地马拉，由于格瓦拉常用“切”(表示友好)这个感叹词，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切”。这个绰号成了他战斗的代号，同他的姓名融合在一起。
1941年，格瓦拉进人中学学习，文学和体育是他最喜爱的两门课。
1947-195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读书。决心用医道造福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在大学期间，格瓦拉利用节假日外出考察旅行。
1949年，为了取得研究麻风病和热带病的第一手资料，格瓦拉骑自行车和徒步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中，格瓦拉亲眼目睹了印第安人的贫苦生活，加深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
1950年，在油船厂上当水手，漫游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
1953年3月，25岁的格瓦拉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医生资格。凭格瓦拉的成绩，他完全可以获得一份理想的职业，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到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所麻风人收容所工作。当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车站与父母告别时，意味深长地说:“一个美洲士兵向你们告别了!”
1955年6月的一个夜晚，格瓦拉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小公寓里见到了古巴革命领导人德尔·卡斯特罗。共同的志向，使俩人一见如故，通宵畅谈革命形势和策略。在卡斯特罗的三邀请下，格瓦拉参加了正在组建中的古巴远征军，成为这支远征军中只早的成员之一。
1956年6月8日，格瓦拉因参加卡斯特罗的远征军，被墨西哥警方速掳，囚于墨西哥城监狱。同年8月，获释出狱。
1956年11月25日凌晨2时，82名古巴远征军成员在墨西哥湾的图斯潘港悄悄登上了破旧的“格拉玛”号游艇，缓缓地向古巴出发。想到即将投入到一场革命的风暴中去，格瓦拉兴奋不已，和卡斯特罗领着大家不停地高唱古巴国歌和《七月二十六日赞歌》。经过77夜的漂泊，他们终于到达古巴东南部科洛腊多斯海滩一个叫贝利克的地方。不料，他们刚刚登陆，就遭到巴蒂斯塔政府军队的袭击。结果，82名远征队员中有70人丧生。格瓦拉作为随队医生，一面救死扶伤，一面参加战斗。在突围的过程中，格瓦拉的哮喘病复发，又在战斗中负了伤。他以顽强的毅力，忍住疾病和伤痛的折磨，和卡斯特罗一起率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层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游击运动基地。
1957年1月14日，游击队在拉普拉塔河口打了第一个大胜仗。不久，游击队成交了由6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即总参谋部，格瓦拉是成员之一。5月28日，格瓦拉参了着名的乌维罗战斗。6月5日，他被任命为第2纵队司令(后改称第4纵队)。纵队有75人，下辖3个排，相当于连队。7月，格瓦拉被授予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少校。此后，他亲自指挥了布埃西托和翁布里托等多次战斗，与卡斯特罗密切配合，将政府军逐出了马埃斯特腊根据地。1958年5月，游击队转入反攻。格瓦拉奉命率“西罗·雷东多”第8纵队，冲破政府军的阻拦，向拉斯维利亚斯这个古巴中央省挺进。12月下旬，格瓦拉率第8纵队攻打拉斯维利亚斯省会、战略重镇圣克拉腊市。经数日血战，于1959年1月1日，解放了这个重兵守卫的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此战，震惊了古巴全国，巴蒂斯塔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独裁政府如鸟兽散。格瓦拉也因此而名声大振。随后，格瓦拉乘胜挥师西进，于1959年1月4日，一举攻占首都哈瓦那。一时间，在古巴，乃至整个中美洲地区，格瓦拉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被誉为古巴起义军中“最强劲的游击司令和游击大师”。
1959年2月9日，古巴政府宣布格瓦拉为古巴公民，此后，又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和地位。格瓦拉先后担任过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在他看来，革命尚未完成，拉美大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仍被独裁者所统治。
1960年2月9日，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第一次同米高扬见面。5月，切的《游击战》一书在哈瓦那出版。10月22日--12月9日，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1月18日--12月1日，访问中国期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主席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接见。
1961年2月23日，被任命为工业部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也归其领导。4月17日，雇佣军入侵吉隆滩。切负现指挥驻防绋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6月2日，同苏联签订经济协定。8月，代表古巴出席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社会和经济理事会特别会议。在会上揭露了美国建立"争取进步联盟"的目的。访问了阿根廷和巴西，同弗朗迪西总统和夸德罗斯总统进行了会谈。
1962年3月8日，被任命为全国领导成员，3月12日被任命为革命统一组织书记处书记和经济委员会委员。4月15日，在哈瓦那古巴劳动者工会会议上发言，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8月27日--9月3日，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继访问莫斯科之后，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10月下半月至11月初，负责领导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
1963年5月，由于革命统一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切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7月，率领政府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庆祝该共和国独立一周年。
1965年1月--3月，访问中国，马里，刚果（金），几内亚，加纳，达荷美，坦桑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团结组织第二届会议。2月3日，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抵达北京，在机场受到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的热烈欢迎。2月9日，结束在中国的访问，邓小平和彭真再次亲自前往机场，为他送行。3月14日返回哈瓦那。3月15日，向工业部的工作人员报千国外之行的情况，这是他在古巴最后一次公开讲演。4月1日，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了告别信。辞去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军籍和军衔。为了避免连累古巴，他还宣布放弃古巴国籍。【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华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盘式的壮美结局】。10月3日，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切·格瓦拉的告别信。
1965年6月，格瓦拉率领一支有125人的古巴游击小分队，开赴非洲的刚果(现在的扎伊尔)金沙萨地区，化名“塔图司令员”，指挥那里的起义军，想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新古巴”。然而，格瓦拉领导的起义军屡遭挫折，格瓦拉认为这里不适宜建立游击中心，便撤回了古巴游击队。格瓦拉决定在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建立游击中心。尼阿卡瓦苏位于圣克鲁斯省一个被峻峭的丛山所包围的峡谷之中。格瓦拉准备以此为中心。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化名“拉蒙”，并化装成一位秃顶、圈眼镜的乌拉圭商人，从蒙得维的亚经巴西圣保罗市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1967年，3月22日，以拉蒙为化名的切·格瓦拉领导游击队（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开始军事行动。4月17日，切·格瓦拉的《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在哈瓦那发表。7月29日，拉配美洲团结组织成立大会在哈瓦那开幕。会议主席团根据许多代表团的建议，宣告象征性地成立"拉配美洲国"，并宣布"敬爱的游击队员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拉配美洲--的荣誉公民"。1967年8月，由于叛徒的告密，游击队的秘密仓库被捣毁，城市中的联络网也遭到破坏。8月31日，游击队分两路突围。由于华金率领的一路在横渡马西库里河时，遭到玻政府军的袭击，全军覆没。格瓦拉北领的17名游击队员被围于尤罗峡谷。10月8日下午l时，格瓦拉率游击队员滑下峡谷准备突围。傍晚，格瓦拉腿部不幸中弹。一个游击队员将他由谷底拖到山顶。当他正埋头包扎伤口时，玻政府军枪口已对准了他。格瓦拉镇静地说了句：“我是切·格瓦拉”。格瓦拉被俘的消息象闪电一样迅速传到了玻利维亚最高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次日黎明，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亲自乘直升飞机赶到现场，确认被俘者就是格瓦拉，并对其进行审讯。格瓦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审讯一无所获。最后，审讯者问：“你现在在想什么?”格瓦拉坚定地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1967年10月9日下午，审讯者见从格瓦拉口中得不到任何口供，便将格瓦拉枪杀，年仅39岁。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已将格瓦拉视为心腹大患，曾多次派特工追杀他。格瓦拉遇难后，西方阵营一阵欢呼，并切下烈士的双手运往巴拿马美军南方司令部以“验明正身”。
无论今天或者将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剥削与不公正，熟知和钦敬格瓦拉的人们还会发出同一种声音：切还活着!
切·格瓦拉如果能活到今天，该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但他永远年轻，不只是因为他死得早，更因为他死在浪漫的理想之中。这个现代闻名于世的叛逆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崇拜者俱乐部。即使在他去世38年后的今天，还为每次反对运动尽力尽责，没有哪个反战工集会上没有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没有哪能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上没有切·格瓦拉的旗帜。切·格瓦拉身上浓重的宗教色彩正在使其成为各种理想主义的代表。
几十年来，他这幅20世纪最有名的肖像，以一对遥望远方的眼神，凝视过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老去。那些昔日被切·格瓦拉的眼神鼓舞过的中年人，如今对着他的肖像，只能羞愧唏嘘，或者出于妒忌转而嘲笑一切年轻人的激情，因为我们都已发鬓斑白，而切·格瓦拉，还是那么骄傲昂首。--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1928年6月14日 埃内斯托·格瓦拉在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出生。他的父母都是阿根廷的名门望族，条件优渥，而且观念开放，深受民主思想熏陶。--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1937年格瓦拉9岁，上小学三年难，他开始对西班牙内战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卧室里他贴了一张西班牙地图，在上面随时标注战争的新动向。--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那们仰望着他的小姑娘是格瓦拉的妹妹安娜·玛丽亚。她从小就崇拜自己的这位多病的哥哥。格瓦拉正在接一个完美的棒球。这幅似乎精心安排的图片被父亲林奇抓拍到了。他的摄影技术使他为历史留下了这位战士早年的许多珍贵形象。--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在旅途上一直把奇奇娜当成自己坚强的精神依附。像任何一个脆弱的年轻人一样，格瓦拉不能忍受爱情不在身边的日子。这位一直向往天下的年轻人尽管留下了一只叫做"回来"的小狗，但显然，他的爱情并没有回来。在1951年10月20日，格瓦拉在自己的行程中给奇奇娜写信称其为"你那双闪着迷人光彩的蓝眼睛，使我终生陶醉"，然后此后不久，奇奇娜的眼睛就已经闭上了。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显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痛苦并没有存留多久，在路上的艳遇与新鲜的世界就使他改变了立场，他已向新生活投降了。--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与子女的关系特殊。他一生中共有5个孩子。他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极少，但却是一个与天下所有父亲具有同样本性的人。他称自己的女儿伊尔达为一朵"最美的爱情之花"。尽管他与这朵爱情之花的母亲只相处了数年。小伊尔达离开母亲，生活在格瓦拉和阿莱伊达缔造的新家，其中的心酸，切自然了然在胸。因而，相比较其他备受关爱的孩子，小伊尔达是格瓦拉最疼爱的一个。他在离开古巴时，专门给她写了一封信："我今天给你写这封信，你却要在很久之后才可以收到。但我希望你知道我在惦记着你。我想，你是可以永远为你父亲感到骄傲的，就如我为你而感到骄傲一样。"。--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1959年6月2日，格瓦拉与第二任妻子阿莱伊达结婚。卡斯特罗是他们的证婚人。由于工作太忙，卡斯特罗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签字之后，在由新婚夫妇切开结婚蛋糕之前，就离开了现场。阿莱伊达皮肤洁白，脸上闪动着幸福之光。能嫁给一位身穿革命军装的男人是莫大的荣耀，当时橄榄绿军装已成为古巴军队的特别标志。婚礼是在阿尔贝托家里举办的。婚礼过后，切自己开关上车，嘴里朝天含着一支粗棒雪茄烟，带着新娘回家。幸福的阿莱伊达露出了她的白牙齿。1月21日，伊尔达带着女儿来到了哈瓦那，夫妻相见，格瓦拉坦言爱上了别人。伊尔达悲痛欲绝。5月22日，两人离婚。6月2日，在卡斯特罗的建议下，格瓦拉与阿莱伊达结婚。在结婚时的一张照片上，人们看到，格瓦拉与阿莱伊达就像一对两小无猜的玩伴在做游戏。--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是读书的天才。即使在行军中，他也会让自己沉浸在高贵的书中。想想吧，一个拼死前行的游击队员身上除了一支步枪外，就是一本埃米尔·路德维格的《歌德传记》。这本书他读了很久，每读一段他都把自己的想象与心得付诸于自己着名的日记中。当然，这使他有时候并不像个战士，反而像他那还没有结束的摩托车之旅，只是他现在牵着一头骡子，街在革命前夕的山区。偶尔生病，像个病人。吸着雪茄烟读《歌德传记》，如同一个真正的诗人。--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胸前的那条飘浮的绸带不是装饰品。他的手臂在战争中受伤，这使他的粗糙、传奇的形象中又增添了伤感的一面。但这位硬汉似乎对此不屑一顾。他只让自己的伤臂在那里待了几天，就让自己的左手自由了。他需要左手。--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切担任工业部长后，显然更忙碌了。他的口袋里永远塞着各种东西，有时候是笔，有时候或者是一本文件。他的手里招牌似的拿着一支加长雪茄烟。这是萨拉斯为格瓦拉在某次集会上演讲时拍摄的肖像。这种手持话筒的方式后来被西方的摇滚乐手们模仿。当然，对于切来说，革命就是一场有限的摇滚乐事件。只限于他那时候并不喜欢这种正在美国流行的音乐。尽管他身后有无数的摇滚乐手们以他为荣，以他为崇拜之偶像。--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一位英国的女历史家认为格瓦拉是一个感情冷淡的人，他不爱自己的孩子，也不爱他爱过的人，他只爱自己的革命，因为他离家出走了。40年后，当伊尔达不断被问及这个话题时，她都会把这幅科达拍摄的图片拿出来示众。所有看到过这幅图片的人，都会觉得问话者的可笑。格瓦拉天生就是个慈祥的父亲。--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中国官方的记录表明，当时他与毛泽东一起探讨了中国的茶叶与他喜欢的马黛茶的味道的接近。毛还说："切，我现在大概可以断定你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银行行长了。"胸怀世界的毛显然对接待切考量周全。他安排了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与他见面。毛的意思非常明确："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中国革命进行了22年，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李先念与切的经历类似。格瓦拉从这一点上似乎备受鼓舞。
当然，切最大的胜利还是签订了一个象征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的公报。同时还做成了一笔价值6000万美元的生意。当然，格瓦拉认为，"我们向伟大的中国推销的货物，首先可以说是大量的，其次可以说是最甜的。这就是我们古巴最丰富最美好的结晶——糖。"
当然，他不但做成了生意，还在中国掀起了一般切的热潮。他几乎会见了当时所有的中国重要的将领与传奇人物，以及古老的城市。当然，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甚至把自己写的那本游击战的书，亲手送给了毛泽东。据说，毛泽东也送了他一本签名的有关游击战的小册子。--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两位游击大师的会面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早在格瓦拉认识伊尔达的时候，他就开始认识了毛泽东。这位遥远的东方伟人，在格瓦拉心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这位硬汉在第一次出访时，慎重地没有来到中国，但他在印度遭遇使他下定了决心到中国看看。在印度时他问尼赫鲁读过毛泽东的书吗？中印两国正在敌对中，于是这位总理只是回答："看到你喜欢这些苹果，我很高兴。"格瓦拉隔着印度只是触到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模糊的印象。但很快，上冻春播持罗再次派他的公共关系专家出国访问关寻求支持对卡斯特罗来说，在职的官员当中，还没有哪们官员能够与切的名声相比，也没有哪一位能够引起新闻媒体如此大的兴趣。格瓦拉的外交使命从1960年10月21日开始。这次出访之旅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了中国。11月17日，他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周恩来接见了这位年轻人。在宴会上，切用法语向周提了一个恳切的要求：希望能见到毛泽东主席。
11月19日，格瓦拉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当这位高大的老人见到切时，切竟因紧张而说不出话来。毛泽东用湖南话问候他："切，你好年轻哟。"。--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古巴革命传奇英雄格瓦拉头戴黑色贝蕾帽，一脸一头卷曲的浓须和长发将一双眼睛映衬得格外有神，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导弹危机"事件中，古巴人失败了，在这场决定古巴命运的博弈中，古巴人始终处在一个被蒙蔽的地位。格瓦拉甚至对他的人民发表演讲，称"我们的人民准备在原子弹下牺牲自己，并用自己的骨灰为新社会奠基"的时候，赫鲁晓夫这个策划导弹计划的始作俑者，却将他们出卖了。当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听到广播里播放苏美达成协议的消息时，他们还在讨论如何保卫古巴。听到消息，两个人都有一种被愚弄与欺骗的感觉。卡斯特罗一拳击碎了一面镜子。激愤中的格瓦拉不慎将手枪掉到地上，击伤了自己。--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这次拍摄一共点了七支雪茄烟。这种艰苦的拍摄并不比一场战斗容易。同时他还得接受指使用不同的姿态来满足摄影师。这位只在理想面前显得顺从的人，似乎对于镜头也有一种天然的敬畏。--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若有所思，目光飘向看不见的远方。墙上是何塞·马蒂，格瓦拉喜欢的人物。。--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与他的孩子--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1967年8月，切与他的战友们遭受到了最艰难的一个月。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段难忘的日子："对我来说，这是倒霉的一天。我们出发后爬上山顶时，我的头晕了，从那时起，我就凭意志力走路了。"--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图片上的军警正在一个死去的人面前摆布自己的胜利。就在玻利维亚军事当局请来新闻记者后的址几个小时后，图片上还可以看到的格瓦拉的双手将被中央情报局的人切掉。更凶恶的建议来自刚迪亚将军，他认为如果要向哈瓦那提交足以证明格瓦拉身份的证据只需将格瓦拉的头切下来即可。这一提议被否定了。中情局的特务显然认为只需要一根手指就足够了。于是，格瓦拉的尸体在被屈辱地展示后，他的两只手就被切了下来。之后内政部长阿格达斯便偷偷地设法将这两只手和缩微胶卷一起到了古巴。这位部长的理由是自己被英雄所感动。他需要完成此事内心才会平复。--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3月格瓦拉的军队完全被包围，他的队伍一共有48人，敌军则有2000人。格瓦拉最好的战士和朋友，陆续在战斗中阵亡。--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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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图》作者：黄公望
[2]元代画家黄公望(1269--1354)，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江苏常熟人。擅长画山水，多描写江南自然景物，以水墨，浅绛风格为主，与吴镇，王蒙，倪瓒并称元四家。原系浙西廉访司一名书吏，因上司贪污案受牵连，被诬入狱。出狱后改号“大痴”，从此信奉道教，云游四方，以诗画自娱，并曾卖卜为生。他学画生涯起步较晚。然由于生活坎坷，寒暖自知，所绘山水，必亲临体察，画上千丘万壑，奇谲深妙。其笔法初学五代宋初董源、巨然一派，后受赵孟頫熏陶，善用湿笔披麻皴，为明清画人大力推崇，成为“元四家”(王蒙、倪瓒、吴镇)中最孚众望的大画家。此外，画作之余，留有着述，如《写山水诀》、《论画山水》等，皆为后世典范之学。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
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
[3]据记载，黄公望三十一岁开始作画，由于际遇的坎坷，到五十岁左右，也就是出狱后才专心从事山水画创作。由于他热爱自然，有较全面的文化修养，早期又在临摹众多的古代名家作品中练就了深厚的功力，胸中积累博大精深，使之一起步便显示了艺术上的高格调。他以北宋大画家董源的画法为基础，吸取其他名家的长处，融合在师法造化中获取的营养，逐渐创造了自己的艺术面貌。他的山水画大致有两种风格：一作浅绛色，山头多岩石，笔势雄伟；一作水墨，皴纹较少，笔意简远逸迈，充分体现出“寄兴于画”的思想和“浑厚华滋”的笔墨效果。黄公望与同时代的王蒙、倪瓒、吴镇交往密切，诗画互赠，切磋探讨，常以合作山水画为乐。他们不但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绘画风格，并致力于意境章法及诗文与绘画的有机结合，共同把中国文人画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天地，因此获得 “元季四大家”的殊荣。而黄公望尤以卓越的成就兀立顶峰，对后世画坛产生巨大影响，被推为“元四家之首”。黄公望与富阳有着不解之缘。他遍游名山大川，却独钟情于富春山水，晚年结庐定居富春江畔的筲箕泉(今富阳市东郊黄公望森林公园内)，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留下了一大批杰作。从此，黄公望的名字与美丽的富春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富春江是造就他成为一代大师的摇篮，而他也为美丽的富春江增添了夺目的光彩。《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七十九岁高龄时开始创作的。这幅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的长卷，是他生活在富阳，又以富春江为题材推出的力作。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观察烟云变幻之奇，领略江山钓滩之胜，并身带纸笔，遇到好景，随时写生，富春江边的许多山村都留下他的足迹。深入的观察，真切的体验，丰富的素材，使《富春山居图》的创作有了扎实的生活基础，加上他晚年那炉火纯青的笔墨技法，因此落笔从容。千丘万卷，壑，越出越奇，重峦迭嶂，越深越妙，既形象地再现了富春山水的秀丽外貌，又把其本质美的特征挥洒得淋漓尽致。这件宏幅巨制直到他谢世前不久才告完成，前后倾注了大约七年的心血，这是画家与富春山水情景交融的结晶。展开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富春江一带秋初景色：丘陵起伏，峰回路转，江流沃土，沙町平畴。云烟掩映村舍，水波出没鱼舟。近树苍苍，疏密有致，溪山深远，飞泉倒挂。亭台小桥，各得其所，人物飞禽，生动适度。正是“景随人迁，人随景移”，达到步步可观的艺术效果。这幅山水画长 富春山居图赏析（局部）
[4]卷的布局由平面向纵深展宽，空间显得极其自然，使人感到真实和亲切，笔墨技法包容前贤各家之长，又自有创造，并以淡淡的赭色作赋彩，这就是黄公望首创的“浅绛法”。整幅画简洁明快，虚实相生，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妙，集中显示出黄公望的艺术特色和心灵境界，被后世誉为“画中之兰亭”。时至今日，当人们从杭州逆钱塘江而入富阳，满目青山秀水，景色如画，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富春山居图》与两岸景致在形质气度上的神合，从心底里赞叹作者认识生活，把握对象的神髓，进而提炼、概括为艺术形象的巨大本领。元代以来，历代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乃至封建帝皇权贵都对《富春山居图》推崇备至，并以能亲眼目睹这件真迹为荣幸，使得这卷宝图既备受赞颂，也历尽沧桑。在辗转流传过程中，曾引发出干隆年间有趣的“富春疑案”，弄得弘历皇帝神魂颠倒，误判真伪；也曾因收藏家的酷爱而遭焚烧毁容之灾。如今，它的前段珍藏于浙江博物馆，后段藏于台湾。海内外炎黄子孙无不翘首企盼着祖国的统一，盼望宝图早日珠联璧合。
编辑本段创作过程
《富春山居图》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是元代着名书画家黄公望的一幅名作，世传乃黄公望画作之冠。为纸本水墨画，宽33厘米，长636.9厘米，是黄公望晚年的力作。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工书法、通音律、善诗词，少有大志，青年有为，中年受人牵连入狱，饱尝磨难，年过五旬隐居富春江畔，师法董源、巨然，潜心学习山水画，出名时，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老翁了。黄公望把“毕生的积蓄”都融入到绘画创作中，呕心沥血，历时数载，终于在年过八旬时，完成了这幅堪称山水画最高境界的长卷——《富春山居图》。它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 此画卷为六接的纸本，即是由六张纸连成的画卷.黄公望（字子久）为元代最负盛名的画师，在画史上的影响颇大。他在《山水诀》中，明确提到模写。他说：“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之。”子久作品存世不多，其中最佳者当属《富春山居图》。为了创作《富春山居图》，他在“领略江山钓滩之胜”时，“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辍即模记”。此画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年），此时子久年近八旬，画中所题文字表明，他为完成此画而潜心观察、揣摩费时三四年。张庚在《图画精意识》中记载了董其昌对此画的赞誉，“子久画冠元四家……如富春山卷，其神韵超逸，体备众法，脱化浑融，不落畦径。”
编辑本段传承过程
几度易手
《富春山居图》，高一尺余，长约二丈。此图展现了富春江一带景色：富春江两岸峰峦坡石，似秋初景色，树木苍苍，疏密有致地生于山间江畔，村落、平坡、亭台、渔舟、小桥等散落其间。董其昌称道，“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确给人咫尺千里之感。这样的山水画，无论布局、笔墨，还是以意使法的运用上，皆使观者不能不叹为观止。正如恽南田所说，“所作平沙秃峰为之，极苍莽之致。”董其昌还曾说，他在长安看这画时，竟觉得“心脾俱畅”。 1350年黄公望将此图题款送给无用上人。《富春山居图》便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此画作成之初，无用上人就“顾虑有巧取豪夺者”。不幸被他言中，明成化年间沈周藏此图时便遭遇“巧取”者。沈周请人在此图上题字，却被这人儿子藏匿而失。后来此图又出现在市上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背临一卷以慰情思。之后又经樊舜、谈志伊、董其昌、吴正志之手。 清顺治年间，吴氏子弟，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得之后更是珍爱之极。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记：吴洪裕于“国变时”置其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
焚画殉葬
那是清顺治七年（1650），江南宜兴吴府，卧病在床的吴洪裕到了弥留之际，气如游丝的他死死盯着枕头边的宝匣，家人明白了，老爷临死前还念念不忘那幅心爱的山水画。有人取出画，展开在他面前，吴洪裕的眼角滚落出两行浑浊的泪，半晌，才吃力地吐出一个字：烧。说完，慢慢闭上了眼睛。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老爷这是要焚画殉葬呀！要被烧掉的画就是国宝文物《富春山居图》。 因为太珍爱此卷了，所以嘱家人准备把它付之一炬“焚以为殉”用来殉葬。 “先一日焚《千字文真迹》，自己亲视其焚尽。翌日即焚《富春山居图》，当祭酒以付火，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 这幅在吴府里已经传承了三代人，被吴家老少视为传家宝的《富春山居图》，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丢入火中,火苗一闪，画被点燃了！ 就在国画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从人群里猛地窜出一个人，“疾趋焚所”，抓住火中的画用力一甩，“起红炉而出之”，愣是把画抢救了出来，他就是吴洪裕的侄子，名字叫吴静庵（字子文）。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富春山居图》。 画虽然被救下来了，却在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此画起首一段已烧去，所幸存者，也是火痕斑斑了。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 1652年，吴家子弟吴寄谷得到后，将此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于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做《剩山图》。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干隆帝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值此，原《富春山居图》被分割成《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和《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长短两部分，身首各异。
临摹版本
其时，除了吴洪裕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外，当时还有另一幅《富春山居图》流传在世。 说到第二幅《富春山居图》，就不能不提到明代着名书画家沈周。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沈周手里。自从得到这件宝贝，沈周就爱不释手，把它挂在墙上，反复欣赏、临摹，看着看着，就看出了点问题：画上没有名人题跋。 一时的非分想法让沈周冲昏了头，他根本没有想到，像这样的珍宝藏都要藏在最隐蔽的地方，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张扬呢？果不其然，当沈周把画交给一位朋友题跋时，就出了事。那位朋友的儿子，见画画得这么好就产生了歹念，把画偷偷卖掉，还愣说画是被人偷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画摊上见到了被卖掉的《富春山居图》，兴奋异常，连忙跑回家筹钱买画。当他筹集到钱，返回画摊时，画已经被人买走了。沈周捶胸顿足，放声大哭，可是后悔已经晚矣。千辛万苦弄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如今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了。沈周愣是凭借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 被沈周丢失的真迹《富春山居图》犹如石沉大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消息。后来，它又出现了，被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收藏。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吴洪裕的爷爷吴正志。吴洪裕继承了《富春山居图》，这才出现了临终留下焚画殉葬的遗嘱，吴子文火中救画的一幕。由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太出名了，明清画家都争相临摹，除了沈周的那幅《富春山居图》外，现在有籍可查的临摹本还有十余幅。 这些都成为《富春山居图》流传在世的真假画卷。 《富春山居图》较好的临摹本中沈周所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余均流传海外）因属背临，故董其昌认为“其肖似若过半”；邹之麟则是在吴问卿家中对着原图临摹，其形神更能接近原作。此两卷因其时原画尚为完整，故十分宝贵。 邹之麟及“虞山画派”王翚的临摹本，现已流传海外。
《无用师卷》与《子明卷》
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1652年丹阳张范我转手泰兴季国是收藏，后历经高士奇、王鸿绪、安岐诸人之手。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干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不时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没想到，第二年，也就是1746年，他又得到了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两幅《富春山居图》，一幅是真，一幅是假，可是两幅画实在是太像了，真假难分。 其实，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那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着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干隆帝蒙骗了。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干隆帝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对此画大加叹赏，屡屡题赞，甚为喜欢。而且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 元 黄公望《富春山居·子明卷》
第二年，干隆十一年的冬天，《富春山居》无用师卷来到了弘历面前。他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可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在梁诗正、沈德潜等大臣的附和下认定后者是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并命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上。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始得正名被编入，洗去尘冤。也有一说是：真画进了宫，干隆觉得特别没面子，他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 不管干隆帝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 20世纪30年代(1933年)，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的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发现干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干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论，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直到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剩山图》传奇
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在康熙八年（1669年）让与王廷宾，后来就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至抗日战争时期，为近代画家吴湖帆所得。画家吴湖帆曾用古铜器商彝与人换得《剩山图》残卷，十分珍惜，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 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椎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画的前段来到浙江博物馆 。成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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