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崇明博物館的館藏文物
崇明縣博物館內現有「崇明島史與古船」、「崇明民俗」兩個基本陳列，主題鮮明，脈絡清晰，內容翔實，展品豐富。 陳列布置在學宮大成殿及東西兩廡內，由序廳和六個單元的內容組成。陳列運用了文物、模型、雕塑、沙盤、布景箱、圖片和先進的視聽手段、通俗簡明的文字說明，真實地反映了崇明島的形成及其政治、經濟、交通、水利、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和建設成就。其中，展出的兩艘唐、宋古船，是目前上海地區獨一無二的珍貴文物，堪稱鎮館之寶；我國四大船系之一的崇明沙船，更以其獨特的功能蜚聲海內外。
「崇明民俗」陳列布置在尊經閣和崇聖祠內，主要通過集鎮、民間家庭居室、農耕、紡織等生動逼真的場景，再現了崇明人民的辛勤勞動和淳樸生活，給人以身臨其境的真切感受。其中，既有19世紀末、20世紀初崇明老街商業景緻的生動展示，又有崇明典型的傳統民宅「四廳頭宅溝」及其室內家居布置的逼真再現。耕織部分則重點向人們展出了30餘件功能各異的常用生產工具。
此外，崇明縣博物館內還有「黃丕謨藝術館」等固定展覽，展出了著名版畫家黃丕謨先生（崇明籍）創作的60幅精美的版畫作品。 「崇明島史與古船」陳列主要布置在崇明學宮大成殿及東西兩廡內，由序廳（前言）和六個單元的內容組成。第一單元即為千年崇明的坎坷形成。
崇明島是新長江三角洲發育過程中的產物，它的原處是長江口外淺海。長江由西向東奔瀉而下，流入河口地區時，由於比降減小、流速變緩等原因，所挾大量泥沙在江海交接處逐漸沉積。經年累月的結果是，江海泥沙一面在長江口南北岸匯成濱海平原，一面又在江中形成星羅棋布的河口沙洲，崇明島正是在此漲彼坍中成為一個典型的河口沙島。它從露出水面到最後形成祖國的第三大島，經歷了千餘年的漲坍變化。
唐初武德年間，也就是公元618—626年，在東布洲（今呂四一帶）南面水域，長江口開始漲湧出兩個沙洲，兩洲隔水50餘里，東臨大海，西涉江至太倉，南涉江至吳淞港，東南到佘山，西南涉江到嘉定縣，西北涉江為狼山。時名東沙、西沙，這就是崇明島的前身。
1025年，東沙西北續漲姚劉沙（因姚、劉兩姓先居而得名），並與東沙接壤。1101年，姚劉沙西北隔水50里處漲出三沙。元末明初，東沙坍沒，西沙坍存無幾，三沙北漲，姚劉沙南坍北漲，漸與三沙連壤。其後一直到清初，長江口出沒水面的大小沙洲曾有六十處。明末清初，也就是1644年左右，分散的沙洲在漲坍過程中又緩慢地漲接成片，連成東起高頭沙、西至平洋沙，最長200里、最寬40里的一個大島。如今，崇明已是一個擁有1200平方公裡面積、近60萬人口的泱泱大島，雄踞於萬里長江的入海口，東瀕大海，南與上海嘉定、寶山隔江相望，北於江蘇海門、啟東一衣帶水，猶如蘊含於長江巨龍口中一顆熠熠生輝的明珠，生機煥發。
清代光緒《崇明縣志》中，記載了崇明東、兩二沙出露長江口以及在西沙設置崇明鎮的有關地理、歷史的情況：「唐武德間，吳郡城東三百餘裏海中，忽涌二洲，謂之東西二沙，漸積高廣，漁樵者依之，遂成田廬。神龍初，置崇明鎮於兩沙。崇明之名始此。」
清代光緒《崇明縣志》中，還介紹了姚劉沙與三沙島等幾個主要沙洲的漲、坍情況和名稱的由來：「宋大聖三年，續漲一沙於西北，東西二沙相距五十餘里。姚劉二姓先居之，因名姚劉沙。建中、靖國初，東西二沙坍沒，又漲一沙於東北，以三次疊漲，因名三沙。或有句容朱、陳、張三姓居之，因名三沙。」
相傳，崇明「三沙」是由江蘇句容的朱、陳、張三姓最早遷居過來而得名的，句容至今還保留著一些與崇明有關的遺跡，如「崇明寺」、「崇明塔」等。另據清代光緒《句容縣志》記載，清代句容縣城曾一度以東西大街為界，街南為華陽鎮，街北為崇明鎮。而流傳在崇明民間的《蔡氏家譜》，也相當詳細地記錄了蔡氏家族在南宋時期遷到崇明的這段歷史。
崇明島在歷史上因沙洲漲坍頻繁，州署、縣治及行政區劃屢經變更。據縣志記載，崇明約在五代初設鎮，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在三沙設天賜鹽場，隸通州。元至元十四年（1277）升場為州，並築州城於姚劉沙，隸揚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降州為縣，此後建置基本未變，先隸揚州，後改隸蘇州府，兼隸太倉州。民國期間，先後隸屬江蘇南通、松江（淪陷期間曾隸上海特別市）。解放後，先隸江蘇南通專區，1958年12月1日改隸上海市。 崇明島四面環水，與島外往返歷來都要依靠舟船，因此古代崇明的造船業和水上交通十分發達，元代的時候，崇明就已同北方有海運貿易。而適宜在淺灘暗沙中航行的崇明沙船，源自崇明而名聞全國，是我國木帆船四大船系之一。
據清乾隆《崇明縣志》記載：「沙船出自崇明沙而得名。」崇明沙船有較為悠久的歷史，早在元至元十三年（1276），崇明人朱清與嘉定人張瑄開辟崇明至直沽（今天津）海運航線時，就已用沙船載貨。沙船船身扁淺、寬大、底平，首尾俱方，全船重心低，船面建築少，受風面積小，航行平穩，恃沙不畏淺灘。船用多桅多帆，風帆高大，利於提高航速，可補因方首航行阻力較大之不足。兩舷置有披水扳（俗稱撓頭），可克服因底平吃水淺而致逆風航行時橫漂之弊。沙船適應性強，用途廣，可作漁撈船，也可用於貨運，長期以來一直是崇明島上重要的水上貨運工具，並且也是江、浙、魯沿海一帶常用的一種帆船。據統計，清乾隆年間，上海地區擁有沙船3500—3600艘，1826年更增至5000艘，佔全國總數量的一半。當時，崇明的沙船製造和航運在國內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上海地區沙船業中有三分之一為崇明籍人士所經營。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壟斷漕運，承攬商貨以後，崇明沙船業終因貨運量不足，缺乏競爭力而開始衰落。
明清時期，崇明島與南北兩岸之間的通航主要依靠渡口。崇明島的津渡始於十五世紀初或更早些時候，當時已經有船與太倉、瀏河等地對渡。據民國《崇明縣志》記載：「官渡始於明萬曆三十一年，知縣張世臣設船二艘，自施翹河至太倉南關，名曰長渡，一自南洪至劉家河，名曰短渡。」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崇滬之間開始辟有客運航線，同時在南門港建起了崇明島上最早的港口輪埠。民國初期至20世紀80年代，崇明先後設有渡口29處，其中，南岸沿江設有12處，現已全部廢棄，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的港口碼頭；北岸沿江設有渡口17處，現尚存5處。如今，崇明島上已擁有五大客運碼頭和十大貨運港口的密集型水上交通網路，昔日的小舢板逐漸過渡到機帆船、雙體客輪乃至汽墊船、快速船。 「海運三傑」享譽海內外
古往今來，崇明發達的航海業曾為我國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名垂青史的傑出人才，其中尤以元代朱清、明代沈廷揚、現代陳干青三人對我國航海事業所作的貢獻最為顯著，他們因此被後人稱譽為「崇明海運三傑」。
朱清（1236—1303）因販賣私鹽經常出入海上，加之時有打劫富家和船隻的舉動，因而對南北海道的情況非常熟悉。他最多時曾糾集海盜近千人，船隻五百艘，不斷對沿海一帶的富戶進行騷擾，南至通海，北至膠萊（膠東半島和萊州灣），都是他活動的范圍。他往來飄忽，朝廷十分無奈。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大將蒙兀領兵南征鎮江，在焦山下大敗宋軍。不久，元丞相伯顏分兵三路進攻臨安（今杭州），命招討使王世強招諭海盜，朱清因此率眾歸降元朝，並被任命為代理管軍千戶（武職）。第二年，朱清奉伯顏之命駕船將南宋庫藏圖書典籍從杭州取海道運往大都，也就是現在的北京。試航成功後，朱清又向朝廷建議從海道運糧到北方，獲准後終於開辟了由南方太倉劉家港出發，經東海、黃海直抵北方直沽的南北海上漕運航道，並使之成為元代南糧北運的重要通道，為我國古代海上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後來，朱清又疏浚婁江直達東海的航道，開辟了中國同日本、高麗和琉球等國的海上貿易之路。朱清創辦海運後，富貴顯赫，全家移居太倉，開劉家港海道，通往直沽，太倉劉家港一時商船雲集，窮鄉頓成巨市，琉球、日本、高麗等國商船均進港貿易，劉家港因此享有「六國碼頭」之稱。朱清本人也權傾一時，廣擁財富，可稱江南之冠。由於朱清為元朝統一全國南征北戰，屢立戰功，以及創辦和掌管海運有功，元大德四年（1300年），他被擢升為江南行省左丞，執掌元朝的漕運大權。1303年，朱清遭誣自殺。
沈廷揚（1594—1647），為人慷慨有節氣，崇尚俠義。明朝末年，各地戰亂蜂起，江淮水運經常受阻，沈廷揚上疏朝廷，建議恢復當年朱清所開創的海上漕運，從太倉瀏河出海直抵天津，這樣較運河轉漕便捷，且省費用；並進呈《海運書》五卷和《海運圖》，自備船隻，親試海運，獲得成功。從此，「南糧北運」便開始沿這一海道航行。1642年，清太宗皇太極率軍南侵，駐守松山（遼寧錦縣）的明軍被困告急。明朝急派兵部郎中沈廷揚籌劃糧草，增援前線。沈廷揚親率糧船，從太倉瀏河出發，日夜兼程，不出半月順利完成任務。1643年，漕運總督史可法保薦沈廷揚為光祿寺少卿，崇禎帝對沈也十分器重，曾說：「居官盡如沈廷揚，天下何難治！」1644年，明朝覆亡。沈廷揚應南明政權詔令，毀家聚船，轉戰長江下游，阻止清軍南進。1647年，沈廷揚會同張名振、張煌言等抗清名將，自舟山基地出發，率領舟師沿長江西上，奪取江南失地。在鹿苑、福山等地，與清兵大戰四晝夜，給清軍沉重打擊。4月14日夜，狂風大作，沈廷揚戰船顛覆，士兵傷亡慘重。殘留戰船漂泊擱淺在徐六涇，被清軍包圍。清兵叫喊：「剃發投降的免死！」有人勸沈廷揚混在降兵中逃走。沈義正辭嚴地回答：「我是明朝御史，不能沒有骨氣地死！」最後與部下700人被清軍俘獲，解往蘇州。清朝巡撫土國寶，降丞洪承疇、周亮工等多次勸降，沈廷揚大義凜然，堅決不降：「為國而死，死而無憾！」至死不屈，從容就義。
陳干青（1891—1953），又名陳恆，是我國現代史上一個著名的海運人物。陳干青在長期的航海生涯中，練就了精湛的航行技術。1914年畢業於同立商船專門學校。當時，中國航海主權受英國控制，中國人只能在遠洋輪上當水手等苦力，船長、大副、二副、輪機長等要職都由外國人擔任。陳干青對這種現狀極為不滿，他下定決心要為中國人在航海業中爭得地位，於是刻苦學習，通過實踐不斷熟悉航道，終於在航海界初露頭角。1921年他以高超的航行技術和業務知識，沖破把持中國海運大權的洋人的阻攔，擔任「升利輪」船長，成為中國第一個外洋輪的中國籍船長，從而結束了我國長期由外國人把持和壟斷外洋輪航行大權的局面。1924年，陳又升任肇興輪船公司總船長，掌船30餘艘，成為出任總船長的第一位中國人。陳干青深知中國人爭得這種待遇來之不易，因此在職期間，特別注意人才培養，積極引薦中國船員。1926年，陳干青為維護中國海員的利益，爭取航海自主權，籌建中國商船駕駛員聯合會，並被推舉為該會會長。1929年由中國總商會推薦，作為中國代表出席專門討論國際海事問題的第十三屆國際勞工大會。他在大會上提出了「欲改善海員之待遇，會員國必須要互相尊重彼此領海、內河的航海主權」的提案，起到了揭露、抗議帝國主義侵犯我國領海權的作用，充分體現了陳干青一貫的愛國之心。抗戰期間，上海淪陷，陳干青為保持民族氣節，憤然辭去職務。汪偽交通部以優厚的報酬請他出任航政司長，他回答道：「人的一生壽命最多不過百年，與其富貴而遺臭萬年，不如清貧而流芳百世。」直到抗戰勝利後，他才再度致力於航海事業。陳干青一生熱心於發展家鄉航運事業，曾親自設計、監造了「天賜輪」等船，1946年，還創辦了「惠崇」輪船公司。
海島元素的民間住宅
崇明在歷史上曾先後隸屬於江北的通州、揚州，江南的蘇州、太倉，最初的居民多來自淮浙和句容一帶，風俗習慣受各地的影響較大，且兼容並蓄，因而雜有江南與江北的民風民俗。加上受到三面環江、一面臨海的環境制約，交通不便、信息不暢，促成了島上的民俗風情隨著歲月的累積，逐漸形成了獨特、鮮明的海島特色。布置在崇明學宮尊經閣、崇聖祠內的「崇明民俗」陳列，以大量實物和真實場景，藝術地展示了舊時崇明島上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畫卷，從一個側面再現了崇明島的歷史風情，其中，崇明的民間住宅最具特色。
歷史上，崇明島長期孤懸江海外之中，居民為防禦盜賊，習慣同族聚居，自成一宅。舊時，貧困人家多以蘆笆搭建的環洞舍棲身，家境稍好的住草房，再好些的住蘆壁瓦辮和磚壁瓦辮的半瓦房（椽上鋪蘆笆，上鋪瓦片），純磚房不多。房屋結構有三路頭（用三根橫梁，以下類推）、五路頭、七路頭、九路頭之分。住宅以南向居多，東向次之。房屋布局有一字形、轉角式、三廂房、三進兩場心等形式。一般是正埭五間，也有七間的，中間是堂屋，俗稱「前頭屋」，為同宅親屬所共有；正埭前面兩旁相對而立的為廂房，接兩廂房，建有與正埭平行的前埭，由此形成四廂房；前埭中間為廳，或稱外門道，兩旁是書房；如再向前發展，又建廂房及外廳，便成為「三進兩場心」，有里外兩道牆門；廁所一般建在住宅東北角或西南角。農家住宅多環宅開溝，栽以荊棘，稱為「宅溝」，溝中養魚，溝上架橋，溝沿旁植果樹、榆樹、柳樹，宅後種竹，最外層圍以株楊。一所普通的農家住宅經這樣一處理，猶如置身於青山綠水的環抱之中，別有情趣和濃郁的地方特色。據史料記載，過去崇明地區的農村，「其業耕者，中田有廬，廬旁有溝環之，間植竹木，家自成村」。「崇明民俗」陳列中所展出的住宅模型，便是舊時崇明農村典型的四進三院式民居，也即俗稱的「四廳頭宅溝」。
過去崇明住宅的廳堂，一般布置有各種舊式傢具，主要包括匾、聯、翹頭案、八仙桌、太師椅、茶幾等。「崇明民俗」陳列中的「廳堂」場景，展出有一塊名為「怡慶堂」的匾，由清末狀元張謇為崇明著名的愛國人士蔡申甫先生所題。
陳列中還布置有尋常百姓家庭中的廚房、卧房、書房等，生活用具豐富多樣，琳琅滿目，既可讓久居都市中的人們大飽眼福，增長見識，又能讓那些在農村中長大的年長者勾起對往日生活點點滴滴的回憶，更可以讓現在的青少年一代了解他們的父輩、祖輩過去的生活環境。其中，廚房內陳列著傳統的二眼七星灶、灶壁畫、煙囪，灶具包括鍋、蓋、湯罐、鐫、勺、鏟、井圈、提水桶等井具，以及小方桌、裙凳、榨凳、糕模、茶蓋、桶、油燈等。卧房內裝飾有欞格木門，陳列著崇明傳統的拔步暖床，舊時新娘陪嫁的必備物品三腰花大櫥，以及立櫃、鏡台、官箱、衣架、梳妝匣、錢箱、方凳、燈、手爐、腳爐、高腳腳盆、臉盆、木架、洗手桶、馬桶、草紙桶、銅痰盂等。書房內陳列著畫案、椅子、文房四寶（筆、墨、紙、硯）、線裝書及匣、筆架、考箱、硯台木盤、水盂、筆擱、鎮紙、博古架等。
鐫刻水鄉風韻的版畫
「黃丕謨版畫陳列室」布置在崇明學宮儀門內。1996年，黃丕謨先生從自己50多年來所創作的幾百幅版畫中，精選出60幅作品，捐贈給崇明縣博物館，並於當年9月16日在博物館舉辦了「黃丕謨版畫捐贈儀式暨25回展」開幕式，用實際行動表達了他情系桑梓，支持家鄉文化建設事業的赤子之心。2002年，「黃丕謨版畫陳列室」正式對外開放。
黃丕謨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版畫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國際影響的版畫家，他是國內第一個舉辦水印木刻個人展、大陸第一個在台灣舉辦個人展，同時也是我國第一個在日本舉辦水印木刻個人展的畫家。黃丕謨於1925年出生在崇明，曾任中國版畫家協會常務理事、江蘇省版畫家協會副會長、南京市文聯副主席、南京市美術家協會主席。20世紀40至50年代，主要從事黑白木刻和油印套色木刻創作，60年代起專攻水印木刻。
作為一位優秀的、多產的版畫家，黃丕謨先生的藝術之花深深地紮根於生活土壤中。大海、漁村、水鄉，是他最初的生活搖籃，他的作品大都表現這類題材。20世紀60年代，他跑遍了大江南北，黃海之濱；70、80年代，他經常到工廠、農村深入生活，先後去福建、浙江、廣西、四川等地參觀訪問、寫生作畫，拓寬眼界，激發靈感，創作出一幅幅具有強烈時代感和濃郁生活氣息的佳作。例如，創作於60年代的《黃海漁歸》、70年代的《源遠流長》、80年代的《春風春水江南》等作品，無不代表著他的水印木刻的創新和發展取得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達到融合新機、別開生面的地步。
黃丕謨的版畫具有很強的抒情性。不論是陡峭挺拔的崇山峻嶺，還是氣勢恢宏的萬裏海疆；不論是秀麗的江南水鄉，還是沸騰的建設工地，無不傾注了畫家的深情厚愛與拳拳之心。黃丕謨先生從藝幾十年來，始終以一顆火熱的赤子之心大抒人民、祖國、時代之情。他的作品感情豐富，突破時空制約，達到了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欣賞畫家筆下一幅幅典雅秀麗的江南圖畫，我們能夠感受到，這些版畫作品不僅僅是在謳歌自然界的山川萬物、人民的生息和祖國建設，也是黃丕謨先生作為一個藝術家畢生追求真善美的真實寫照。
黃丕謨先生善於以國畫之神，入版畫之體，在嚴謹把握版畫結構的同時，大膽設色，舍棄線條，注重色塊組合和色相之間的銜接，創造性地發揮了版畫中的色彩語言，因而作品濃妝淡抹，艷麗清新，讓人讀後心曠神怡。同時，畫家還巧妙地借鑒以表現光、色、質見長的西畫技法，充分汲取其豐厚的養分，經過不斷探索嘗試，充分運用干濕、濃淡、虛實等對比手法，使作品既有清新滋潤、水墨淋漓的大寫意氣度，又有明快、剛勁、蒼厚的版畫刀力之美；既能刻劃人物的特寫鏡頭，又能駕馭生活場景復雜的構圖，以嶄新的版畫藝術語言，表現生活、創造意境。因此，他的作品氣勢大、容量寬、章法新、重結構、精刻印、有韻味，耐人品讀。
黃丕謨最具有代表性的力作——《春風春水江南》與《太湖水灧漁村處》，均以江南水鄉的現實生活場景為母體，畫面充滿了豐富的生活容量，但又不拘泥於某一場景的照抄照搬。畫家利用時空轉換的手法，使自己對江南漁村生活的整體印象藝術地再現出來。作品構圖的開合處理新穎獨特，白牆黑瓦相襯，濃淡虛實相生，寧靜而富有節奏，變化統一，生機盎然，以極具生活氣息張力來扣動讀者的心弦，使人心扉洞開，輕松愉悅。此外，他對點、景、人、物的刻畫也十分講究。在《太湖水灧漁村處》這幅作品中，畫面上姿態各異的人物就有一百多個，刻畫精微，耐人尋味，並且通過大場面、全景式的構圖，穩重的色調，現代化的景物特徵，使作品充溢著鮮明的時代感，顯示出他駕馭大場面的高超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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