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本人要參加學校組織的「紅色經典」電影配音大賽。急求一部紅色經典影視劇當素材，最好貼近大學生生活
永不消逝的電波 (1958)
劇情片
故事梗概：永不消逝的電波 (THE UNFAILING RADIO WAVE)
1939年；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共產黨中央為加強上海的地下電台工作，派電台政委李俠從延安來到上海，與黨員女工何蘭芬假扮夫妻，開展工作。在艱苦的工作中，李何之間產生了愛情，後經領導批准結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李俠不幸被日軍逮捕。不久日軍懷疑他是重慶國民黨派員，將他釋放出來。出獄後，國民黨地下人員姚葦也誤認如此，想拉李俠下水，為國民黨工作。李俠深入虎穴，巧取敵人情報，並將敵人的談判內幕在報上揭露出來。臨近解放，敵人瘋狂搜捕地下電台，李俠奉命轉移。恰在此時，兩個緊急的重要情報必須要發出去。李俠承擔了任務。他做好了犧牲自己的准備，讓妻子帶兒子先行轉移。當他發完電報，已被敵人包圍。他鎮靜地向延安發出了最後的告別信號。 影片是根據李白烈士的事跡編成的。主人公樂觀、堅毅、有韌性、有激情，雖曾被捕，受盡酷刑，但決不屈服。李俠的形象，正是千萬個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化身。編導將一個驚心動魄的革命斗爭故事，置於家庭生活的敘事框架之中，不求情節的驚險，但求平實樸素的色調；不求表面的緊張，而是追求內在的深刻，體現了一種自然、含蓄、深沉、質朴的藝術表現風格。本片1978年曾在南斯拉夫國際電影節上映出，袁霞獲最佳女演員獎。
② 紅色經典故事
一、劉胡蘭的故事
有一個星期天，雷鋒肚子痛，他趴在床上忍了一會，想硬挺過去，但又一想，明天還要出車，這樣疼下去可不行，趕快爬了起來，跑到衛生連。
值班醫生問了問病情，按了按肚子，給了些葯片，囑咐說：不要緊，回去用熱水袋壓一壓肚子，好好休息休息就好了，可別再累著呀! 雷鋒往回走，路過一個建築工地，工地上那熱烈的勞動場面，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
他心裡贊嘆著：嘿，真了不起，不久以前，這里還是一片煤渣地，現在就要蓋起高樓大廈了。在這里勞動的人，個個汗流浹背，干勁十足。砌磚的和運磚的，展開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擴音器里響著一個尖嗓子姑娘的聲音，鼓動得整個工地熱氣騰騰的。
他正要離開這里，忽聽得那尖嗓子姑娘喊道：……砌磚的同志大顯身手，以懲每小時一千二百塊的速度，打破了過去的紀錄，運磚的同志加油呀!
雷鋒回身一看，見運磚的兩人一輛小車，一個拉一個推，個個幹得挺歡，還是供不上砌磚的需要。他忘了肚子痛，跑到推磚場，操起一輛小車就干起來。
他一個推一輛車，裝得滿滿的;上坡時挺費力，幾個工人趕來幫助他，有個工人問道：同志，誰叫你來的?雷鋒笑著逗他說：你們叫我來的呀!我們?是呀，你們為了社會主義，幹得熱火朝天，就不許我來嗎?
③ 紅色經典人物故事
1、兒童團團長海娃
這個抗日小英雄的故事，發生在華北抗日根據地。12歲的龍門村兒童團團長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監視著前邊平川地里敵人的據點。
一天，炮樓里的鬼子進山去搶糧食了，只剩下「貓眼司令」和幾個鬼子兵。民兵中隊長老趙畫了一張攻打炮樓的路線圖，並寫了一封信准備把它交給八路軍張連長。
老趙把送信的任務交給了兒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雞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趕著一群羊作掩護送信去了。
沒想到，海娃在山溝里碰上了鬼子，他靈機一動，把雞毛信拴在了「老頭羊」的尾巴里，瞞過了鬼子小隊長。
一路上海娃受盡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從睡得像死豬一樣的鬼子的腿縫里溜了出來。他趕到羊圈裡，小心地把雞毛信取了下來，一口氣跑了幾里路。
後面偽軍也追來了，海娃又被他們抓回去。他把鬼子帶到了一條山路上，鬼子的騾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機拚命往山上爬。
愈爬愈遠，鬼子開槍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著疼拉開嗓子喊「八路軍叔叔……」海娃把雞毛信交給了張連長。
2、12個銅板「買」一個梨的故事
講述了1935年4月時，中央紅軍進入了雲南境內。那裡的風景十分美麗，連綿起伏的山巒，漫山遍野的綠樹······可是紅軍戰士們卻被酷熱的天氣折磨的苦不堪言。
戰士們好不容易找到了水，可哪裡的水卻是鹹的！沒有水解渴，戰士們只好忍著乾渴繼續前進。戰士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村莊，可那兒的村民因為聽信了敵人的宣傳，全都躲了起來。
戰士們沒辦法，只好住了下來。在女戰士打水時，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在廚房的毛草中，竟有一筐梨！要知道對於行路一天的戰士們來說，梨可是最好的東西！
可是紅軍紀律嚴明：不能拿群眾的一針一線。戰士們只好舔了舔嘴唇。這時，一位發著高燒的女戰士發出了痛苦的呻吟，這是大家靈機一動，決定買一個梨給她。最後用12個銅板「買」了一個梨。
3、小衛生員孫大興
1943年，八路軍小戰士孫大興腿部受傷，組織決定派小衛生員武建華護理孫大興，到敵占區我地下黨員家中養傷。於是孫武兩人便以木匠靳錫武的小學徒和劉大爺的外孫身份在劉集隱蔽起來。
日偽軍強拉民夫，在田鎮長家囤積糧食。大興和小武乘夜色鑽進田鎮長院內，放火燒了敵人的糧囤。他們的冒險行動打亂了組織的安排，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日寇蓄謀更大的掃盪計劃。一天，劉集的偽軍中隊突然開走，隨即開來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軍。老靳帶著大興和小武，摸清了敵人的真正意圖。
緊要關頭，大興毅然決定自己留下吸引敵人，讓小武帶情報向部隊奔去。獨立三團得到小武送來的情報，立即行動部署戰斗。敵人遭到了殲滅性打擊。
4、劉胡蘭的故事
劉胡蘭，原名劉富蘭，1932年10月8日出生於山西省文水縣的一個中農家庭。劉胡蘭8歲上村小學，10歲起參加兒童團。
1945年10月，劉胡蘭參加了中共文水縣委舉辦的「婦女幹部訓練班」。學習了一個多月，回村後她擔任了村婦女救國會秘書。
1946年5月，劉胡蘭調任第五區「抗聯」婦女幹事;6月，劉胡蘭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並被調回雲周西村領導當地的土改運動。
1946年秋，國民黨軍大舉進攻解放區，文水縣委決定留少數武工隊堅持斗爭，大批幹部轉移上山。當時，劉胡蘭也接到轉移通知，但她主動要求留下來堅持斗爭。
這位年僅14歲的女共產黨員，在已成為敵區的家鄉往來奔走，秘密發動群眾，配合武工隊打擊敵人。 雲周西村的反動村長石佩懷，為閻錫山軍派糧派款、遞送情報，成為當地一害。
1946年12月的一天，劉胡蘭配合武工隊員將其處死。閻錫山匪軍惱羞成怒，決定實施報復行動。1947年1月12日，閻軍突然襲擊雲周西村，劉胡蘭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鎮靜地把奶奶給的銀戒指、八路軍連長送的手絹和作為入黨信物的萬金油盒——三件寶貴的紀念品交給繼母後，被氣勢洶洶的敵人帶走。
劉胡蘭在威逼利誘面前不為所動，被帶到鍘刀前眼見匪軍連鍘了幾個人，怒問一聲：「我咋個死法?」匪軍喝叫「一個樣」後，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劉胡蘭烈士犧牲時，尚未滿15周歲。 毛澤東在指揮全國戰局之餘，為劉胡蘭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劉胡蘭是已知的中國共產黨女烈士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她憑著對人民的感情和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定信念，在鍘刀面前堅貞不屈，視死如歸。這種表現，恰恰是共產黨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萬萬農民心中的結果。
5、張思德吃毒草救人的故事
部隊進入草地後，由於環境、氣候非常惡劣，使得草地行軍十分艱難。而更要命的是缺衣少食，不少紅軍就因此長眠在了草地上。
眼看掉隊、犧牲的同志越來越多，朱總司令令人將自己的坐騎也殺了，分給通信班、警衛班的同志做口糧，還向身邊的同志發出了「嘗百草」的號召。
以使大家在茫茫草地上，尋找出一些無毒、可以食用的野菜、野草，渡過飢餓的難關。然而，要嘗出一種能吃的野草、野菜，是要冒中毒的危險的。
張思德在「嘗百草」活動中，總是搶在他人之前。據張顯揚回憶：「有一回，部隊在一片水草豐盛的沼澤旁宿營。一個小戰士來到水塘旁，突然高興地叫起來：『野蘿卜！野蘿卜！』
張思德過來一瞧，果然，離水塘不遠的地方長著一叢叢野草，葉子綠，形狀跟蘿卜葉子差不多。那個小戰士興沖沖地跑過來，拔起一棵就往嘴裡送。
張思德忙趕上去。一把奪過來，先放到自己的嘴裡，細細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澀。不一會兒，張思德感到有些頭暈腦脹，全身無力，緊接著，他肚子一陣絞痛，大口嘔吐起來。
他急忙對小戰士說：『這草有毒，快，快告訴……』沒等把話說完，張思德就摔倒了，一時失去了知覺。
半個多小時以後，張思德慢慢醒來，模模糊糊地看見小戰士端著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說：『不要管我，快去告訴其他同志。』
張思德就是這樣把生的希望讓給同志們，把犧牲的危險留給自己。很快，這件事被朱總司令知道了，他表揚了張思德。
④ 求紅色經典的素材
地道戰地雷戰張嘎王二小海娃
⑤ 紅色經典手抄報內容
紅色精神是指共產黨的紅色精神，最早表現為一九一九年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在中國共產黨90年的歷史中，形成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紅色精神」。如「軍民團結、艱苦奮斗」的井岡山精神，「不怕艱難險惡」的長征精神，「改變作風、提高素質」的延安精神，「艱苦奮斗、勇於開拓」的北大荒精神，「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西柏坡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勇攀科學高峰」的兩彈一星精神。
⑥ 紅色經典小說的社會意義！！！！～急救！！！！！！！！！！！！！！！
摘的論文呵呵，要什麼自己找吧
紅色經典小說的接受現狀及意義
04級漢語言文學 李思
紅色經典小說（以下稱紅色經典）特指新中國成立以來十七年的文學，它是中國現代農民革命史詩的激情寫作，又稱為革命敘事，是文學「一體化」目標的實現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產物。在黃修己《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他稱這段時期為理想主義文學時期。基本特點是現實性，能反映整個時代風貌，氣勢雄渾。不僅情節有趣、充滿英雄傳奇色彩，思想也積極樂觀，並反映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它「是以理想主義的藝術思維和浪漫主義的表現方式，全面去梳理和營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光榮傳統，並以史詩性的龐大氣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國人對於現代政治革命理念的價值認同。」[1]不管後代對紅色經典的批判如何強烈，不管它的文學藝術性如何缺乏，它的存在對我們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過程、整個文學史及喚起民族記憶都有一定的意義。
一 當下環境中的紅色經典
當下環境紅色經典思想教育在學校漸趨空白，學生學習革命烈士愛國精神和了解共和國成立史已經不如以前濃烈。同時社會影視改編中出現一股改編紅色經典的熱潮和風氣，《林海雪原》、《紅色娘子軍》、《小兵張嘎》等多次被搬上熒幕。但其內容卻與原著出現很大差距，一般都趨向於娛樂性、低俗化，愛情取代了革命而成為中心，反響也並不盡如人意。面對這股改編熱，一些專家學者已提出了反對意見，並給出了改編紅色經典的基本原則：如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題、人物關系、故事結構；尊重原著的價值導向；創作改編從現實出發，尊重原著的時代背景。戲劇理論家郭漢城說：「現在的一些改編者把人性卑微化，認為只有七情六慾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慾，這是對文化遺產的破壞，是『自毀精神長城』。」作為審美意識的某種反映，並非改編一定不行，而是得把握一個度。，紅色經典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文學經典。它不僅僅具有文學史上的意義，還承載著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經驗，包含著一種質朴的、豐厚的道德情感。因此，每一個改編，無論對於創作者還是接受者，都是一次歷史意識、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驗。
北京大學的李道新、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祝東力以及首都師范大學的張志忠等都認為，「紅色經典」中所包含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內涵對於今天這個時代仍然有重要意義。無論怎樣改編，都不能把這些精神財富改沒了。改編必須要尊重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內涵。《文藝研究》雜志社的陳劍瀾認為，「紅色經典」改編熱持久不衰，一個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當代人的懷舊情緒。他說，作為美學范疇的懷舊是歷史意識退化的產物或替代品，彌漫在「紅色經典改編劇」的生產、消費過程中的懷舊情緒在一定意義上顯示了我們的「歷史記憶的空洞化」。由於歷史記憶的空洞化，在重述「紅色經典」時就出現了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用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念、生活經驗去演繹歷史，彷彿不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邏輯的再現。這究竟是編導刻意迎合當代「大眾」的口味，還是他們根本就沒有理解歷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時代的經驗和邏輯離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確實十分遙遠，但是在「紅色經典」重述中，差異沒有理由成為我們理解的障礙，相反倒應該成為藝術創造的前提和動力。簡單地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歷史，看似順理成章，實際上表明了歷史意識的缺失。
隨著時代的發展，物質文明的進步，把紅色經典小說進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順應歷史發展的表現。但改編過程中必須注意保持其內容的嚴肅性問題。雖然這個年代日趨個性化，靈動化，不固守一個或幾個成規，但紅色經典中那種愛國精神還是不應遺忘的。我們沒有處於戰火紛飛的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幸運，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激烈，我們仍需全民一致的愛國精神來保衛自己的熱土，國家的強大才有自己個人的榮耀。中國沒有自己的信仰，隨著全球化腳步，傳統逐漸消失殆盡。這是我們所有中國人該思考的問題。
二 紅色經典對於文學史的意義
中國現代文學史自1919年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斗爭著向前發展，每個階段都會有新的成果。20、30年代的魯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等；30、40年代的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都是名留文學史的大家。但新中國成立後，政治意識形態佔主流，知識分子精英意識逐漸受到排擠而被邊緣化。在政權的干預下，文學史由這批紅色經典來填寫，大部分作家紛紛響應國家的號召，投身創作贊頌革命的小說。就算有些仍堅持個人自由主義的創作精神的作家繼續地下精英寫作，可他的作品也很難進入文學史。因此，若完全否定紅色經典，新時期的文學史將是一段空白。紅色經典是一批經過時間考驗的作品，過濾和淘汰之後留下來的肯定具有價值，盡管時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這並不能成為否定經典的理由。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結束的27年間，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經歷了一個波浪的形態，處於浪峰的正是那批史詩性的紅色經典小說。小說藝術地展現了農民革命的全過程，文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氣勢可以說是那個年代全國上下所有人的精神支柱，這就是他們的信仰。且不論這「信仰」本身如何，但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有無信仰將會有質的區別。現在人們已普遍認識到信仰的巨大力量，沒有信仰的民族決不是個強大的民族。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文學反映現實又高於現實。雖然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語言與思想過分崇高化，但這是那個時代的反映，也是那個時代的需要。新中國作家的創作源頭是對革命勝利後中國如何走上革命康莊大道的歷史復述或追憶，這些小說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社會發展的必然。從整個歷史發展縱深看，缺失這階段的文學，中國文學史便出現斷裂現象。這時期小說所表現的內容就是其價值所在，而藝術性次之。馮雪峰在《論<保衛延安>》提到「從我們文學工作上說或從人民文藝生活上說，都是有重要意義的。」[2]丹納《藝術哲學》也說種族、環境、時代是文學發生的動因，他認為藝術作品是一種社會現象。他還提出了判定藝術價值的標准。即，藝術作品再現種族、環境和時代特徵的程度及效果。農民革命軍的勝利必然決定文學得歌頌農民。建國後，農民英雄形象及他們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傳奇故事，隨著以農民為主體的現代革命政權的確立，被人為地加以神化：農民出身地革命英雄被作家賦予思想的絕對先進性（《暴風驟雨》、《保衛延安》、《紅旗譜》），農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被描繪成絕對主力軍（《山鄉巨變》、《創業史》、《艷陽天》）。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描寫土地革命，農民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徹底；黨員英明果斷。都是反映當時現實並拔高農民形象，為當時意識形態服務；馮德英《苦菜花》表現共產黨怎樣領導農民走上革命道路：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貧民姜永泉在黨的指揮下完成了對日本人的反掃盪；《山鄉巨變》講述的是清溪鄉建立初級社和發展高級社的故事。文本中無私的黨團員形象便是這時期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趙樹理《三里灣》描寫農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小事，以鄰里間人事糾葛為主要內容來表現農村社會變遷中農民的命運和思想變化過程。作者自己就希望他的小說「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除了這些寫農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小說外，很大一部分的紅色經典是革命戰爭小說。《紅日》講的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萊蕪和孟良崮兩場戰役，打敗了國民黨的王牌軍七十四師的故事。《保衛延安》則更直白地進行意識形態宣傳，如周大勇明確地說「我軍能打勝仗，那是因為憑借著偉大的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們群眾」。那個時代的愛國精神及那種集體主義思想全由作品中人物的語言和動作、神態表現出來。
所有這些作品都在政治意識形態下進行，充當著國家的喉舌，宣傳黨的宗旨。所取題材注重革命的歷程性，「這種現象在過去時代或在其他國家小說創作中，是罕見的，所以是中國當代小說的特性之一。」〔3〕紅色經典的作者們大部分放棄城市生活，紮根農村，全身心融入其中，對農村有了真實的感官體驗，所寫的東西也就不會出現邏輯錯誤。藝術真實是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雖然有過分拔高共產黨和農民形象，體現了人性完美的理想化追求，但人物還是有個生活原型的，而非作者憑空捏造。比如《夜之交流》就是作者梁斌根據1932年家鄉發生的高蠡暴動改編而成，其中犧牲的小馬同志就是主人公原型。梁斌說《紅旗譜》「朱老鞏大鬧柳樹林，是我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只是沒有我書中所寫的那樣強烈和完整。」[4]當下去看《青春之歌》的內容與思想會讓人覺得升華得過分偉大和崇高，但作者楊沫在後記中這樣說「這些人長期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來渴望有機會能夠表現他們。所以這書中許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實的。」[5]因此無論怎麼說，這批作品都真實記錄了中國成立的艱辛與不易，成為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們的精神支柱。可以說生活在那個年代雖然物質生活很艱辛，但在精神上是充實的，從某些角度說我們當下的精神生活正趨荒蕪，較之後退了。其次將按段歷史以文本形式記錄下來也是對那些革命者的一種精神獎勵和鼓舞，有利於振奮士氣；同時流傳後世，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良好素材。最主要的是這十七年的紅色經典，為中國文學史的完整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因為文學史強調的就是它的連續性，而不是單以作品的文學藝術特性為唯一標准。當一部作品被拉入「史」的范疇來討論時，就必須聯系時間上（歷史發展延續性）、空間上（各類文學樣式共時性存在）的因素來考查、定性。
三 紅色經典對於喚起記憶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共產黨的領導權還不穩定，仍面臨著一系列政治、經濟上的問題。為了鞏固政權，統一意識形態，增強凝聚力，進行了一系列的文藝運動，如整風運動、「反右」、以及後來波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所謂的文藝運動都是出於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是為統一思想、鞏固政權而做的。「文藝為政治服務」可以概括那個時期文學創作特點。文學的社會政治效用，是毛澤東的文學思想的核心問題。毛澤東不承認具有獨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學的存在，他認為「在現實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而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和互相對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這樣，從40年代的延安文學開始，文學寫作、文學運動，不僅在總的方向上與現實政治任務一致，而且在組織上，具體工作的步調上，也要與政治完全結合。紅色經典就是產物之一。
所謂「紅色」，在我們中國就指共產黨的范疇。紅色經典大多描寫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戰爭，運用宏大敘事展示現實，緬懷革命戰士，具有現代民族史詩的品格。「廣而言之，從清末民初的民主與帝制之爭(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大革命時代的風起雲涌(歐陽山((三家巷)、《苦鬥》)，紅軍時代的艱苦卓絕(梁斌《紅旗譜》、王願堅《黨費》和《七根火柴》)，抗戰八年的血肉長城(馮德英《苦菜花》、知俠《鐵道游擊隊》、劉流《烈火金剛》)，到解放戰爭時期的摧枯拉朽、風卷殘雲(杜鵬程《保衛延安》、昊強《紅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現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方面，在文學範式的創建上，作出了積極的貢獻。」[6]紅色經典里的積極樂觀，理想主義，在現在看來是很不切實際，甚至有些浮誇，可那是時代使然。在那種艱難的戰爭年代，為了革命，為了自己的「信仰」，熱情高漲，生命都可以拋棄，缺少理性的思考是必然。在付出血汗努力後終於獲得了戰爭的勝利，獲得了相應的權利，共產黨的威信逐漸提高。在新中國成立出氣出現這大量的紅色經典小說，用富有傳奇色彩的英雄革命頌歌，謳歌了人民解放軍英勇機智、勇於獻身的精神和革命勝利後的全民狂歡。革命歷史敘述是國家意識形態維護自身合法性與延續性的重要文學手段，因而各個時期均有國家體制約束及支持下的革命歷史書寫；另一方面，「革命歷史小說」還以否定性的方式構成了所謂精英文學或「純文學」的內在組成部分（劉再復《從革命歷史小說到新革命歷史小說》）。當然除了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外，用文字記住革命傳統和歷史、讓後代銘記他們開國建業的豐功偉績也是統治者的意圖之一。
我們新時代的幾代人，沒有經歷過革命，若沒有這些紅色經典系列，我們對祖國的歷史將了解地更少，甚至斷裂。我們都知道「前車之鑒」這個詞，歷史的苦難只有在它被記憶的時候，才有可能轉化為積極的思想資源，為現在的事業所用。可對於戰爭，人們向來喜歡選擇遺忘，忘記歷史、忘記疼痛，自動迴避讓我們痛苦與尷尬的階段。魯迅一直深惡痛絕的也包括我們中國人缺少直面現實的勇氣：「我們都不太有記性。這也難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 [7] 社會進程的高速商業化，使我們新一代輕易地推開了一切的歷史重負，轉而尋求心靈新的滿足方式，陷於物質和慾望的旋渦不能自拔。在這種精神家園逐漸被慾望腐蝕的關鍵時刻應該以這批紅色經典來鼓舞一下鬥志。西方有位哲人雅克•德里達曾說「喚起記憶就是喚起責任。」無論紅色經典是文本形式還是被改編成電影電視，都廣為農民所喜聞樂道。《鐵道游擊隊》、《敵後武工隊》等農民抗日的片子，不僅上一代中國人喜歡，我們這80一代及90一代都對其有很大興趣。它在一種拔高中國人、貶低日本人的氛圍下宣傳黨的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無形中喚起了國人的愛國熱忱。這比一味地用語言宣傳要好的多。那個年代對於愛國、愛黨都非常熱情直白，是整體意識形態在起作用。然而如何，個性張揚，沒有比較統一的意識形態，愛國主義的話題已被邊緣化，處於被嘲諷的狀態。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民族沒有信仰，若再沒有相對統一的國家意識來增強凝聚力，中國強大的出路在哪？時下漠視紅色經典不說，甚至胡亂改編，完全違背原義，將之低俗化。這都是急功近利的商業心態的產物。我們需要重新拿起經典來沉靜我們的心靈，喚起我們的責任意識，但不是用如此嘲諷和庸俗的方式，而需要一種顆嚴肅莊重的責任心。
四 結語
紅色經典小說是現代農民革命史詩的激情寫作，有著許多可以學習的精神和處事作風，譬如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艱苦奮斗等等。雖然作品被政治意識形態占據大部分空間，出現藝術的缺席和人性的缺席，但作為一種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其潛在價值和對保證文學史、革命史的完整性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同時也維護了歷史與現實的對話。
⑦ 紅色經典故事1000字
1、《少年游擊隊》
1934年，紅軍長征離開了江西革命根據地，留下的赤衛隊員們，在縣蘇維埃李主席的領導下，決定到山裡去堅持游擊斗爭。
李主席的兒子蘇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細妹、冬牙子都想跟赤衛隊去打游擊，但因年紀太小，李主席與李公公都不讓他們去。天黑時，孩子們悄悄離家去找紅軍，但找了一天也沒找到。
白匪團長帶領匪徒闖進了村子，屠殺了全村人，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埋下了為親人報仇的種子。於是，一支紅色少年游擊隊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
他們勇敢、機智地奪槍支、貼標語，消滅了不少敵人。在一次戰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們在李公公的領導下，混入靖衛團，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並打死了白匪團長。紅孩子們在血與火的洗禮中茁壯成長起來。
2、《狼牙山五壯士》
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晉察冀根據地的狼牙山區大舉進犯。當時，七連奉命在狼牙山一帶堅持游擊戰爭。經過一個多月英勇奮戰，七連決定向龍王廟一帶轉移，把掩護群眾和連隊轉移的任務交給了六班。
為了拖住敵人，七連六班的五個戰士一邊痛擊追上來的敵人，一邊有計劃地把大批敵人引上了狼牙山。他們利用險要的地形，把沖上來的敵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
班長馬寶玉沉著地指揮戰斗，讓敵人走近了，才命令狠狠地打。副班長葛振林打一槍就大吼一聲，好像那個細小的槍口噴不完他的滿腔怒火。
戰士宋學義扔手榴彈總要把胳膊掄個一圈，好使出渾身的力氣。胡德林和胡福才這兩個小戰士把臉綳得緊緊的，全神貫注地瞄準敵人射擊。
戰斗進行了很久，敵人始終不能前進一步。在崎嶇的山路上，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敵人的屍體。
五位壯士勝利地完成了掩護任務，准備轉移。面前有兩條路：一條通往主力轉移的方向，走這條路可以很快追上連隊，可是敵人緊跟在身後；
另一條通向狼牙山的頂峰的棋盤陀，那裡三面都是懸崖。走哪條路呢？為了不讓敵人發現人民群眾和連隊主力，班長馬寶玉斬釘截鐵地說了一聲：「走！」
帶頭向棋盤陀走去。戰士們熱血沸騰，緊跟在班長後面。他們知道班長要把敵人引上絕路。
五位壯士一面向頂峰攀登，一面依託大樹和岩石向敵人射擊。山路上又留下了許多具敵人的屍體。到了狼牙山峰頂五位壯士居高臨下，繼續向緊跟在身後的敵人射擊。
不少敵人墜落山澗，粉身碎骨。班長馬寶玉負傷了，子彈都打完了，只有胡福才手裡還剩下一顆手榴彈。他剛要擰開蓋子，馬寶玉搶前一步，奪過手榴彈插在腰間，猛地舉起一塊大石頭，大聲喊道：「同志們！用石頭砸！」
頓時，石頭像雹子一樣，帶著五位壯士的決心，帶著中國人民的仇恨，向敵人頭上砸去。山坡上傳來一陣嘰里呱啦的叫聲，敵人紛紛滾落深谷。
又一群敵人撲上來了。馬寶玉嗖的一聲拔出手榴彈，擰開蓋子，用盡全身氣力扔向敵人。隨著一聲巨響，手榴彈在敵群中開了花。
五位壯士屹立在狼牙山頂峰，眺望著群眾和部隊主力遠去的方向。他們回頭望望還在向上爬的敵人，臉上露出了勝利的喜悅。班長馬寶玉激動的說：「同志們，我們的任務勝利完成了！」
說罷，他把那支從敵人手裡奪來的槍砸碎了，然後走到懸崖邊上，像每次發起沖鋒一樣，第一個縱身跳下深谷，戰士們也昂首挺胸，相繼從懸崖往下跳。狼牙山上響起了他們壯烈豪邁的口號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萬歲！」
這是英雄的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聲音！這聲音驚天動地，氣壯山河！
5、《草原英雄小姐妹》
蒙族少女龍梅與玉榮是一對小姐妹。一天，她們利用假日自告奮勇為生產隊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風雪。羊群經不住暴風雪的襲擊，順著風勢越走越遠。
姐妹倆冒著刺骨的風雪，一路保護著受驚的羊群。龍梅為救一隻埋進雪裡的羊和玉榮、羊群失散了。待她找到玉榮時，發現妹妹光著一隻腳在走路，那隻光腳已凍成了坨子了。
龍梅急忙脫下自己的靴子給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凍在了腳上，脫不下來。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凍僵的腳，背著她艱難地往前走，走著走著，終於倒了下去。
由於鐵路工人和尋找她們的公社書記等人及時趕到，姐妹倆和羊群都安全脫險。龍梅和玉榮受到了共青團中央的表揚。
⑧ 紅色經典江姐粵劇有幾場
196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將小說《紅岩》中有關江姐的故事搬上歌劇舞台，這就是歌劇《江姐》；此劇由閻肅編劇，羊鳴、姜春陽、金砂作曲。
全劇以四川民歌的音樂為主要素材，廣泛吸取川劇、婺劇、越劇、杭灘、洋琴、四川清音、京劇等音樂與會和手法進行創作，既有強烈的戲劇性和鮮明的民族風格，又有優美流暢的歌唱性段落，深刻刻畫了英雄人物形象。
⑨ 紅色經典作品朗誦的內容簡介
《紅色經典作品朗誦》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特別錄制的最新朗誦作品專輯，由中央台著名播音員、主持人朗誦示範、紅色經典作品原文、演出配樂素材三大部分組成。
《紅色經典作品朗誦》專輯共六章，分別選錄不同時期歌頌黨、歌頌祖國、謳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就、抒發中國人民繼往開來、走進新時代豪邁情懷的經典朗誦作品八十一首。其中《我的歌獻給輝煌的七月》、《軍禮》、《七月的太陽》、《有一首歌》、《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中國世紀》、《周總理，你在哪裡？》、《雷鋒之歌》、《太陽吟》、《白楊禮贊》、《松樹的風格》、《我為少男少女歌唱》、《光的贊歌》、《我是青年》、《黃河》等都是近期各種演出、比賽選用最多的優秀篇目，是我們這個時代永遠高唱的主旋律。
《紅色經典作品朗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主持指導委員會隆重推薦，是廣大朗誦愛好者學習的最佳範本和使用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