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從「昭和男兒」到「令和肥宅」，日本男人的形象為何會變化
日本是古代中國聯系最密切的國家之一，然而受限於古代的出行條件，隋唐以前，人們對日本人的認識充滿奇幻色彩，史書上對他們的描寫近乎《山海經》一類的志怪小說。《三國志?東夷傳》載：“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其後的《後漢書》也載：“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日本在“白江口之戰”敗於唐朝後，開始心悅誠服，頻繁派遣遣唐使學習中國文化和中國制度，兩國這才進入真正相互了解的時代。
天寶十二年（753年），晁衡因思念故國，乘船回日本。王維寫了篇名詩《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送給他，序中這樣評價日本：“海東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我無爾詐，爾無我虞。”這是王維的“日本觀”，也代表了唐人的“日本觀”。聖人之訓、君子之風、漢制衣裳等形象其實是日本人學習和模仿唐人的產物，唐代文學中的日本國和日本人形象，一定程度上算是唐人自我形象的復制或投射。
相傳晁衡隨船回國之時，唐朝友人在明州海邊為其餞行。當時明月東升，催人離情，他望月感慨，作《在唐望月而詠》（又名《明州望月》詩）贈友。這首和歌收錄於《古今和歌集》（後簡稱《古今集》），盛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