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國1925年前後的歷史背景是怎樣的
1.是日，帝在外殿，見郗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後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後方起。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伏後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後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後頭髻拖出。後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後披發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
而《三國志》是尊曹魏為正統。這是其沒有記載曹操殺董夫人之事的原因之一。《三國志》雖記載曹操殺伏壽皇後，但言語中隊曹操的做法彷彿抱有一絲絲諒解，至少不如《三國演義》和《後漢書》一般將曹操描述的那麼奸滑。
此外，在《三國志》中，陳壽肯定曹操結束割據局面的歷史功績。陳壽認為曹操是「非比常人，是超過世人的傑出人才」，機警聰明，具有濟世之才，對時局具有精準的洞察力之處，卓越的指揮才能，以及勇於不斷革新的政治魄力。其經國之才顯露無疑。同時，陳壽在《三國志》中也主客觀記述了曹操狠毒、睚眥必報的一面。在如此描寫之下，一個姦猾老練的弄權者形象清晰地展現在了讀者的面前。曹操對手下兵士百姓都能有如此手段，對待能臣良將更是手段高超，自身的才能和人格魅力皆盡凸顯，不愧為「超世之傑」。可見，曹操在《三國志》中是備受推崇的。
為什麼兩部作品中對曹操的評價有如此大差異？
筆者認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評價，其評判標準是自身所認同的價值觀。同理，不同時代對特定歷史人物的評價，其評判標準是所處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反之，通過研究不同時代對特定歷史人物的評價，大致可以了解對應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各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可能會有所不同，這導致各個時代對某一歷史人物的評價也會有區別。
順社會主流價值觀而行，則得後世的歌頌。反之，則遭禮教的批判。史書的撰寫，多少會受到當時的時代背景所影響，不同的時候背景之下，所成史書的感情基調也會有所區別。
《三國志》的編寫需要考慮魏國甚至是晉國當權者的利益。，且當時社會對儒家文化推崇遠不及後世，故對曹操的道德批判較少。而《三國演義》與《後漢書》則是朝之後的演義作品，創作者們多受儒家思想的道德標准所熏陶，曹操的所作所為與他們所遵循的儒家思想所不符，於是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尊劉貶曹」的政治傾向性。
此外，我們不妨將曹操與關羽對比:在中國古代，儒家的價值觀是大多數時期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而關羽無疑是踐行儒家精神內核的典範；更重要的是，關羽「匡扶漢室」的行為符合儒家所認可的「正統」、「忠義」、「仁義禮智信」的入世精神。可以說，關羽的品行與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相契合，所以他才能享古今之美譽。相反，曹操逆其而為，篡漢自立，奸詐狠毒，犯了中國儒家文化的大忌，因而受到世俗的鄙夷，故世人對他們的評價有所不同。
Ⅱ 日本大正時代的服飾風格是
大正時代洋服取代和服成為流行的服式。
女性主義的抬頭，使得服裝西洋化變得不再是局限於男性，女學生的制服由初期日本化的 行燈袴 變為後期西化的水手服。男性流行西服。女性方面，出現鮭色和紫色等暈色的華麗外褂和外套。
1923年的關東大震災也是一個洋服取代和服的轉折點。由於災後社會動盪，搶掠時常發生，穿著和服的女性往往就因為和服緊身的剪裁影響而成為賊人搶掠的目標。翌年， 東京婦人子供服組合 發起了婦女服裝西洋化的行動，使洋服進一步取代和服成為婦女的日常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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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背景
大正時代是短暫而相對穩定的時期。該時代的根本特徵，是大正民主主義風潮席捲文化的各個領域。
自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日本壟斷資本迅速發展，並成長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中間階層即中產階級。
這一階層在政治上反對當時的軍閥官僚專制，要求實現政黨政治，實施普選，從而形成大正民主主義運動。在此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大正文化帶有鮮明的現代性，即主張確立近代自我，宣揚個人主義、理性主義，成為大正文化的基調。